是对我怨怼之情的回敬。
这是我和阿纳托尔不得不苦苦熬过的一天。我听别人说悲伤可使人亲近,但我和他心里的悲伤却迥然相异。我的悲伤是白色的,毫无疑问,而且还是美式的。我念念不忘露丝·梅的时候,他和其他刚果人却在秘密地为早已丧失的独立举办举国哀悼日。我还记得,多年前,蕾切尔因她那条绿裙子上烧出一个洞而真心地号啕大哭,而与此同时,就在我们门外,赤身裸体的孩子们却因空空的腹中烧灼的胃洞而凋谢。那时我真的怀疑过,蕾切尔的心是否只有顶针那般大小。我想他今天也是那样看我的。除此以外的任何一天,我都可以像我的老朋友、那些本笃会修女那样,祈祷在侍奉更大的荣耀时,让自我意志丧失殆尽。但一月十七日,在我这颗自私的心中,却只念着露丝·梅。
透过木板之间的缝隙,我注视着阿纳托尔拎起书包,以他特有的脊背挺直的坚定步态,沿路朝学校走去。阿纳托尔。我对造物的第一篇祷告应验了。我们俩至少在身体上因各自囚室的石壁而得以保全。但心灵上的改变,我们仍在挣扎着去理解。我已经彻底失去了孩提时代的那些祷告所用的语言。于是,我的头脑里回荡着自身广大的静寂。而阿纳托尔却找到了塑造信仰的新语汇。
他的处境和我的一样怪异,却也堪称幸运——我们都同意这一点。如今,大多数异见人士均遭处决,或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但在一九六一年,蒙博托的军队才刚刚组织起来,仍有不少漏洞。刚开始的时候,阿纳托尔靠和两个百无聊赖的卫兵用瓶盖当棋子下棋打发日子,他们允许他读书、写东西,只要不逃跑就行。他们都喜欢阿纳托尔,很过意不去,说自己还要养家糊口:蒙博托的副手每天清晨过来清点囚犯人数的时候,会给他们几个子儿或一点大米。清点结束后,他就能到院子里遍体疮疤的芒果树下教课。不管是卫兵还是囚犯,随便哪一天,只要有人想学点儿东西,他就会教他们读书认字。卫兵们会帮阿纳托尔弄到书,不辞辛劳、想方设法地将他的信寄往各个国家。他就在蒙博托的眼皮子底下,发现了伟大的非洲民族主义者夸梅·恩克鲁玛的著作,以及安哥拉的年轻医生阿戈什蒂纽·内图的诗歌。于是他和他们通起信来。内图和阿纳托尔差不多同龄,也是从传教士那儿受的教育。他曾留学国外研读医学,回国后开了家诊所,好让他的同胞获得适当的治疗,但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一天,一帮白人警察把他拖出诊所,打得半死,然后押入了监狱。民众走上街头要求释放他,却遭到机关枪扫射,如被伐断的树木般成批倒下。不仅如此,葡萄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