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着我,看了很长时间,想要琢磨明白我的用意。最后,他问:“你凭什么认为自己的悲哀这么特别呢?基兰加的儿童每天都在死去。此时此地,也有孩子奄奄一息。”
“哦,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阿纳托尔。她只不过是那天离世的无数人当中的一个,更何况还有伟大的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我敢肯定从长远看,露丝·梅完全无足轻重。”
他来到我面前,抚摸着我的头发。我的头发十分蓬松凌乱。要是我还记得要当一个称职的刚果妻子,我会用头巾把头发包起来。阿纳托尔用衬衫下摆小心翼翼地擦拭着我的眼睛。“你以为我不记得小妹妹了吗?她拥有一颗像獴一般的心。勇敢,聪明。她是基兰加所有孩子的头儿,其中还包括她的大姐姐们。”
“别谈她了,去干活吧,温达姆博蒂。”我把他的手推开,瞪了他一眼。别再提她了,我也不会去说你的卢蒙巴。他就像这条可怜的蛇一样被大砍刀砍碎,碎块被扔进了伊丽莎白维尔一座废弃的房子里,而我那可憎的故国竟还为之欢欣鼓舞。我腾腾腾地走入灶间,听见老鼠早已跑进了木薯堆,正
比柯基传教站,1965年1月17日
站在旱季清晨的迷雾中,周身寒冷。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吧,也许只是因为我的血液太稀薄。以前,当我们抱怨佐治亚州北部凛冽的寒冬时,父亲通常就会这么指责我们。当然,这儿没有冬季,赤道就不偏不倚地穿过我们的床。阿纳托尔告诉我,去外面的灶间捅一捅火,就等于从北半球跑到了南半球。所以我现在确实当算作有阅历①之人了,尽管如今已几乎不可能离开传教站。
真相直白而又苦涩:正是今天这个日子令我寒彻骨髓。我试图不去注意日期,但盛开的一品红却冲着我咆哮说,无论如何,那个日子已然临近。一月十七日我会早早醒来,心痛不已。那时我为何要自鸣得意地说:“谁有胆量跟我一块儿出去?”正如我对她的了解,她最最受不了的就是被别人称为胆小鬼,更何况还是被她的姐姐。
那个周年纪念日,我们家过得一片阴惨。早上我杀了一条蛇,用大砍刀把它劈成碎块,再把三段蛇身扔进树丛。那是条大黑蛇,雨季快结束时,它一直在后门逡巡。阿纳托尔走出来,看着我的杰作,弹了弹舌头。
“那条蛇根本就没伤到我们,贝埃内。”
“对不起,可是我今天早上醒过来,就想着一报还一报。”
“什么意思?”
“意思是那条蛇在错误的一天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它吃了很多老鼠。现在,老鼠会跑进你的木薯堆里去了。”
“是黑老鼠还是白老鼠?我想我分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