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母亲在基尔布埃、考克内斯、洛斯安赫莱斯给我们朗读聂鲁达的诗歌。[1]2.就是惟一的一本书:《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196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出版。封面有聂鲁达的画和告知:这是一百万册纪念版。是1961年已经印了一百万册《二十首情诗》吗?还是指聂鲁达的全部作品数量呢?我估计是前者,但这两种可能都存在,都令人不安。3.在这本书的第二页写着我母亲的名字:玛丽亚·维多利亚·阿瓦洛斯·弗洛雷斯。不管种种迹象,仅从表面观察,我的结论是:写这串名字的人不是我母亲。也不是我父亲。也不是任何一位熟人。那是谁写的呢?仔细看看这年久模糊的签名,就算有所保留,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母亲的笔迹。4.1961和1962年我母亲的年龄比我现在的年龄要小一些,还不到三十五岁,在一家医院工作。她年轻,有胆量。5.我那本《二十首情诗》走了许多路。先是经过了智利南方的一些村镇,后来到过墨西哥城一些住宅,后来到过西班牙三座城市。6.当然了,书不是我的。起初,是我母亲的。她给了我姐姐。我姐姐从西班牙赫罗纳去墨西哥的时候,把书给了我。在我姐姐留给我的书中,我喜欢的有:科幻小说和曼努埃尔·普伊格[2]全集;本来是我送给她的,于是我又重读一遍。7.那时我已经不喜欢聂鲁达了。更不喜欢那本《二十首情诗》了!8.1968年我家迁居到墨西哥城。两年后,1970年,我认识了亚历桑德罗·佐杜洛夫斯基[3]。对我来说,他真正代表有威望的艺术家。我去一家剧院门口等他(那时他在导演《查拉图斯特拉》,与以塞拉·维嘉合作)。我对佐杜洛夫斯基说:我想当电影导演,请他教我。从那以后,我就变成了他家常客。我觉得我不是好学生。佐杜洛夫斯基问我:每周在买烟上花多钱?我说,相当多;一直像个车夫一样抽烟。赫多罗夫斯要我别再吸烟了,把省下来的钱用到高田大师教的禅宗上去吧。我说:行啊。我跟高田上了几天课,但是到了第三课时,我决定不上了,因为不适合我。9.正在上着禅宗课,我就要离开高田。高田(日本人)就挥舞着木棍朝我猛扑过来。凡是提要求的学生他一律用棍子回答。就是说,如果学生要求离队,他就送上一顿棍子,敲打声在香火缭绕的昏暗房间里震耳欲聋。10.日本人没给我提供拒绝挨打的机会。他的攻击迅猛而响亮。当时,我旁边有个女孩站在门口。日本人位于房间里头。我原以为他闭着眼睛呢,心想如果我拔腿就走,他是听不见的。谁知那鬼子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