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兰波，只是一个印第安小孩。
我认识他是在1986年。那一年，我在墨西哥的伊拉普阿托待了几天，原因不便说，或者眼下我觉得无关紧要。伊拉普阿托是草莓之都。我住在一位家里。这位朋友那时正处于危难之时。实际上，那时倒霉的是我（未婚妻突然决定中断我俩多年的关系）。但是，我到了伊拉普阿托之后，本以为可以有时间静下心来想想未来，却看到我的牙医朋友（一向为人小心谨慎）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我进门十分钟后，他就告诉我：他杀了一位女病人。由于我根本想不到牙医还能杀人，就请求他：别着急，慢慢把故事全都讲出来。故事很简单，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从我朋友没条理的讲述中，我推断出：谁的死也归罪不到他头上。
但是，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奇怪。我的朋友除了在一家私人牙科诊所工作之外（收入颇丰），还在一种类似医疗合作社的地方工作，合作社是为穷人和贫困家庭开办的，穷人和贫困家庭好像是一回事，但是我朋友，尤其是从事卫生福利机构的思想家们，认为不是一回事。这家合作社只有两名牙医，工作很苦。由于合作社里没有牙科诊室，两位牙医只好在各自的诊所看病，在非商业时间接待患者（这是那位朋友的用词），大部分时间是在夜间，由牙科大学生志愿者做助手。这些志愿者大部分是左派，很想实习一下。
死者是个印第安老太太，一天夜里，前来看牙床脓肿。我的牙医朋友自己没有开刀。但手术是在他诊所里做的。主刀的是个大学生。老太太休克了。大学生立刻紧张起来。另外一个大学生立即打电话给我的牙医朋友。等我的朋友到达诊所后，方才得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只笨手切开了牙床上的肿瘤。很快他就意识到：没有办法了。大家把老太太送进了伊拉普阿托总医院。一星期后，老太太去世。
根据我朋友的讲述，这种案例相当稀少，可以说万分之一吧。任何一位理智健全的牙医都不希望遇上这种情况。我对他说，这事我懂，其实我什么也不懂。那天夜里，我俩出去喝酒。我俩走遍了城里的酒吧，确切地说，是中上等酒吧。一路上，我不停地在想那位印第安老太太，想她牙床上的肿瘤。
我朋友再次给我解释那个故事，做了一些重要改动，我估计原因是我俩喝了酒。后来，上了他的大众牌汽车，前往位于郊区的一家小饭馆吃自助餐。环境大变：此前我俩周围是工商专业人士、z.府职员，眼下是工人、失业人员、流浪汉。
此外，我朋友的忧伤越发加重了。到了夜里十二点，他开始骂卡维尔纳斯了。这是一位画家。几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