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B在欧洲参加了一次智利流亡者聚会。B刚从墨西哥来，大部分与会者不认识。与B估计的相反，聚会是家族式的：客人们不单单是友人，而且还有亲戚。兄弟们与表姐妹共舞；姨妈们与外甥们共舞。葡萄酒流水般地传送。
在某个时刻，大概是黎明吧，有个年轻人随便找了一个借口，要跟B争论。看样子这场争论不可避免，也会是令人遗憾的。那人名叫U，一味地炫耀他博览群书，但是，他把马克思说成是费尔巴哈，把切·格瓦拉说成弗朗兹·法侬[1]，把罗多[2]说成马里亚特吉[3]，把马里亚特吉说成安东尼奥·葛兰西[4]。另外，争论的时间也不十分合适，巴塞罗那曙光初上往往让一些熬夜的人发疯，让另外一些夜游神会态度冷漠。B想到此，心里说：这不是我说的；因此答话就冷冰冰，就有讽刺意味，就足以成为U想吵架的开战理由。但是，眼看就要吵起来的时候，B起身，拒绝迎战。U拍桌子（也许是拍墙壁）瞪眼，骂人。一切都无济于事。
B不予理睬，扬长而去。
本来说到这里故事可以结束了。
B讨厌巴塞罗那的智利侨民，尽管不可避免地他也是其中一员。是巴塞罗那智利侨民中最穷的一个，可能也是最孤独的一个。或者这是他的看法。在记忆里，那次要发生的争吵更像是小学生打架。但是，U的粗,bao态度让B得出一些痛苦的结论，因为U当过兵，也许还入过党——是B那个时候看好的左派政党。现实生活再次向他表明：蛊惑性宣传、教条主义的说教和愚昧无知并非某个具体集团的专利。
但是，B忘记或者努力忘记那次争吵，继续活下去。
模模糊糊，如同大家说起某个故人那样，总是定期有关于U的消息传到B耳中。B打心眼里不想知道任何消息。但是，既然你与某些人经常往来，就不可能不知道周围发生的事情或者人们认为发生的事。于是，眼下B就知道了U拿到了西班牙国籍，或者一天晚上U和妻子看了智利民间歌舞团的演出。还有，B刹那间想像着U和妻子坐在某个观众陆续上座的剧院里，等候着大幕拉开民间歌舞团上台的时刻，团员们个个留着长发和胡须，有些像U的样子。他还想到U的妻子——只见过她一次，觉得还漂亮，有点令人惊讶，是个在另外场合的女人，是在另外场合打招呼的（就像在那次聚会上跟B打过招呼一样），她望着尚未拉开的大幕，望着丈夫，那是在另外的场合，一个被她温和、愉快的大眼睛透视过的不定形的地方。B想，可那女子怎么能有温和、愉快的眼睛呢？没有答案。
但是，一天夜里，答案来了。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