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早就认识那人，那人说一份西班牙文学爱好者刊物上，在第一期上就发表两个智利人的作品，实在太多了。那些日子，我在葡萄牙呢，回来后就决定洗手不干了。无论刊物和我，还是我和刊物都没关系了。我不接受恩里克的解释，部分原因是懒，部分原因是为了满足我那被伤害的自尊心，于是不再管刊物的事了。
有一段时间，我俩不再见面。我们有共同认识的朋友，我经常在老头盔酒吧里见到他们，一直都能简单明了地知道恩里克的最新动向。因此得知刊物（有预见性地取名为《白绳》，我敢保证这名字不是他想出来的）只出了一期，得知他打算把一出戏搬上新区的剧场；得知刚演完第一场就被人打跑了；得知他计划办另外的刊物。
一天夜里，他来我家了。胳膊底下夹着一包诗作，希望我能看看。我俩去海岸街一家餐厅吃晚饭。到了喝咖啡的时候，我看了几首诗歌。恩里克怀着得意又担心的心情等着听我的意见。我明白，假如我说坏，那就永远见不到他了，还要冒着彻夜辩论的危险。我说：觉得写得不错。没露出太多的热情，也小心不露出丁点批评。我甚至说了一句：其中有一首写得很好，有莱昂·费利佩的风格，是一首描写埃斯特雷马杜拉风景的怀乡诗
（他从来没在那里生活过）。不晓得恩里克是否相信我的话。他知道那时我在阅读桑奎内蒂[1]的作品，知道我在现代诗方面认同意大利式的观点（虽然是兼容并蓄的方式），因此我不可能喜欢他那些关于埃斯特雷马杜拉的诗歌。但他装出相信我的样子，装出很高兴我能阅读这些诗歌的样子。后来，他概括地谈起了那出了第一期就完蛋的刊物，于是，我意识到他不相信我的话，可是没有吭声。
这就是全部经过。我俩又继续聊了一会儿，谈谈桑奎内蒂和弗兰克·奥哈拉（我至今还喜欢这位作家，至于桑奎内蒂，我很久没阅读他的作品了），谈谈他打算办的新杂志（他没有请我写稿），后来，我俩在我家附近的地方道别。直到一两年后，我才又见到了他。
那个时候，我跟一位墨西哥女子同居。我和她的关系濒临结束，既威胁着我，威胁着她，又威胁着邻里，甚至威胁着敢于来拜访我俩的熟人。这些熟人得到通知后就不来我家了。那些日子，我俩几乎看不到任何人。我俩很穷（那墨西哥女子虽说属于墨西哥城生活优裕的家庭，但是坚决不要家里的接济）。我俩吵架的特点很有荷马史诗的风格，真是乌云长期压顶。
等到再露面的时候，情况就是如此。他拿着一瓶葡萄酒和一瓶法国鹅肝酱一迈进门槛时，我就感觉他不想错过我生活重大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