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在他们身后的黑暗中玩耍。为了加快行进速度，我走在街当中，一路都是生锈的坏车。通向伦敦中心的路都是下坡。我穿过运河，进了肯姆敦城。我走到欧斯屯，拐上托腾汉姆廷路。到处都一样，人们从寒冷的屋里出来，聚集在火边。我经过的一些人群沉默地站着，瞪视着火焰。睡觉还太早。我在剑桥圆广场右拐进了索霍。在弗芮思街和老康蒲墩街的街角有一堆火，我停下来歇上一会并取暖。两个中年男人分立火的两边，隔着火焰激烈地争论，其他人听着，或者站在那里瞌睡。联盟足球队已经是淡去的记忆。为了记起那些曾经很容易就想起的细节，像他们这样的男人们会绞尽脑汁，或者榨出对方的脑汁。“我当时在那里，伙计。他们中场前进球的。”另外一个人装出厌恶到要走开的样子，却没有动脚。“别像个傻子一样说话，”他说，“那是一个零比零平局。”他们开始争着发言，变得很难听清。
我后面右手有个人向我做了个动作，我转过身去。一个矮小的中国人站在光圈的边缘。他的脑袋是洋葱形状的，他正微笑着，大幅地招手，好像我是站在远方的山顶上。我走了几步到他身边，说：“什么事？”他上身穿一件灰色旧西装，下着一条崭新的牛仔铅笔裤。他哪来的新牛仔裤？“你有什么事？”我再次问道。那个小个子男人吸着气唱歌似的说：“过来！你过来啊！”接着便跨出光圈，消失了。
中国人走在我前头几英尺，我几乎看不见他。我们穿过夏夫茨伯里大道，上了杰拉尔德街，到了这里我慢下来，脚蹭着地面走，两只手伸到了面前。上方楼层里的几扇窗发出微弱的光，让人对街道有了点方向感，却也无法照亮它。我这样往前挪了几分钟，然后那个中国人点燃了一盏灯。他在前面五十码远站住，把灯举到齐头，等我。我走到那儿时，他指给我看一个低矮的门道，被什么方形黑色物体遮挡着。那个男人从它旁边挤过去时，我借着灯光认出那是一个碗柜，再过去是一段陡阶。中国人把灯挂在门道里。他抬起他那一头，我抬起我这头。那柜子异乎寻常地沉重，我们只能一次上一个台阶。为配合我们的努力，中国人喘着气，唱歌似的吆喝着“来啊呵”。我们找到了节奏，把灯远远抛在下面。终于一扇门打开了，黄色的灯光和厨房的味道淌进楼梯井。一个干脆的难辨性别的高音讲着中国话，远处什么地方有个孩子在哭。
我坐在一张散落着饼干屑和盐粒的桌子边。拥挤的房间的另一头，中国人在和他的妻子争论，她个头很小，脸上筋肉横凸，表情僵化。他们身后是一扇用板条封住的窗，门那边是一叠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