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保把找零泡在吧台上的一汪啤酒里，亚瑟不由道了声谢。
“好吧，”芬妮又看看表，“把你非说不可的话告诉我吧。”
她的语气极为怀疑，事实或许正是如此，亚瑟的心沉了下去。她就这么坐在那儿，忽然变得很冷静，还有了戒备心，亚瑟觉得这可不是最适合解释的环境，因为他想说自己在某种灵魂出窍的梦境中，忽然有了心灵感应的能力，觉察到折磨芬妮的精神崩溃和一件与现状截然相反的事情有关，那就是为了给新的超空间旁道让路，地球已被摧毁，而全地球只有他知道这件事情，他甚至亲眼在沃贡飞船上目睹了全过程；除此之外，他的肉体和灵魂都不堪忍受地需要她，他必须尽人类所能允许快和她上床。
“芬妮，”他开口道。
“请问您是否愿意买几张我们的摸奖彩券？用不了多少钱。”
出于某些原因，火车站附近的酒吧总是格外面目可憎，有种特别的邋遢感觉，连猪肉馅饼也出奇地颜色发白。
不过，还有比猪肉馅饼更糟的，那就是三明治。
英格兰有个根深蒂固的认知：把三明治做得引人入胜甚至哪怕只是稍微好吃一丁点儿是只有外国佬才会犯下的邪恶罪行。
“要做得干巴巴的，”国民集体意识深处的指示这么说，“必须像胶皮。如果非得让肉饼保持新鲜，那就每周洗一遍好了。”
星期六的午餐时间在酒吧里吃三明治，是大不列颠人用以弥补国民原罪的手段。他们并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罪，也不想知道。罪是那种谁也不想搞清楚的东西。但无论有什么罪，靠他们这么强迫自己吃三明治也足以弥补了。
他恶狠狠地抬头瞪过去。
“这是为了给正要退休的安捷筹款。”
“什么？”
“他需要一台人工肾。”
若说还有什么比三明治更糟糕的，那就是三明治旁边的香肠了。毫无乐趣的管状物体，满是软骨，飘在某种惨兮兮、热烘烘的东西构成的海洋中，上面还插了个厨师帽形状的塑料别针：那仿佛是块纪念碑，献给某位憎恶世界的厨子，他死了，没人记得他，孤零零地躺在斯戴普尼的某条后楼梯上，被他养的猫围在中间。
有些人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想有针对性地赎罪，香肠就是给他们的。
“肯定有什么更好的地方吧，”亚瑟说。
“没时间了，”芬妮看了一眼手表。“离发车只有半个钟头。”
他们坐在一张摇摇晃晃的小桌边。桌上有几个脏杯子，还有些印着笑话、湿透了的啤酒杯垫。亚瑟给芬妮要了杯番茄汁，给自己要了一品脱杯冒气泡的黄水。还有几根香肠。他不清楚原因。买香肠是免得他在等杯里的气泡平息下去之前无事可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