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掉，”切列米辛说道，“足够缴罚款，还好喝上一顿，连回去的路费都有了……”
度假的人只好这么办了：马达卖了，小船卖了，在浮船码头上喝闷酒，边喝边唱，不过唱的已经不是“生活，我爱你”这类歌，而是古老的民歌。
唱着喝着，喝着唱着，就互相谩骂起来，动手厮打，竟把牙医首领从码头上扔到了叶尼塞河里。他已喝得烂醉，差点没淹死；总算他运气，碰巧遇上一对情人趁着宁静的黄昏泛舟河上。女的是个穿着橙黄色绒线衣的外地来的大学生，男的是个头发染成古代铜壶颜色的本地小伙子。这个土生土长的楚什镇上的披头士，操着夹杂英语的埃文基方言说着什么，放下吉他琴，一把抓住了首领的衣领，把他拽上船划到岸边。后来，首领就自己爬到岸上，满口金牙碰得咯咯作响，大口大口吐出混浊的河水。
正在河边饮酒作乐的楚什镇摸鱼人——新稽查员把他们也盯得死死的——看着外地人被“病疾”折磨成这个样子，同情地议论开了：
“吃惯了瘦赫克鱼的怎么可以一下子吃起安加拉大鲟鱼！谁的肚子受得了啊？”
“啊——唷——嚯！”
曾在前线打过仗的切列米辛给我讲的这个故事，与其说逗人发笑，不如说令人痛心，我宁愿把它忘却；然而，从胡闹的下流行为到卑劣的残忍不过一步之差——比麻雀的步子还小的一步之差，下面我就要讲一讲下流行为和寻欢作乐发展到对大自然滥加戕害的故事。
弟弟来信邀我去西伯利亚的前几天，我在一份中央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讲到两个小学生在莫斯科大学植物园里捉了一只羽毛美丽、膘水十足的公野鸭，竟活活地拧掉了它的脑袋。来到楚什镇之后，我在广播里又一次听到了这只不幸的公鸭的消息。那是一次批判肇事者的广播审判会。一些知名人士、演员、学者，当然，还有肇事者的家长，都出席了，对两个凶犯理正词严地进行了谴责。发言中曾不止一次提到，有个丧失人性的莫斯科浮浪子弟，从动物园偷走一只可可依人的天鹅，做了下酒的佳肴。
干出这种残,bao行径的青少年中，未必会有人因这种审判而z.sha——如今他们可不怎么惧怕广播和诸如此类的舆论批判，至多不过嘟嘟囔囔地说一声“不，不啦”就完了；但是我想，他们那些心慈面软、安分守己的父母，倒完全可能会为此而忧虑成疾——这事非同小可啊！丢人现眼，全国出名。社会舆论一致维护公鸭，连退休老人都行动起来了啊。
我并不反对利用报纸、电台和其他强大的宣传工具对人们进行教育，但自从在西伯利亚看到了那些偷猎者之后，我觉得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