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之后,次在地方考试时监考,曾写过首诗,表示对考生试卷上所表现思想观念之呆板雷同厌恶感。
王安石《三经新义》也和他语言学样,往往带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创见多,而学术根基浅。但是他却相信,在解释古籍思想和政治观念时,他之认为如何就必然如何。他《三经新义》糟不可言,他死之后就完全为人所遗忘,而且也本无存。可是在他当权之时,则是科举考生人人所必读经典;考生意见如与宰相见解小有出入,便因之落第而有余。最为人所厌恨者,是此《三经新义》是在两年之内仓促编成;此书之正式开始编纂是在神宗熙宁六年(○七三)三月,由他小儿子和个政治走狗帮助之下编成,后两年出版。这本急就章,就定为儒家思想标准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对疏解有所改变,为应天下考生之需,新版本立即出现。考生人人知道,他们前途是全系于能做这个修正本应声虫与否而定。
这里不讨论王安石学问如何,苏东坡觉得实在难以容忍,因为苏东坡学问胜过他实在太多。不过现在也可以提提,王安石字源学之荒唐可笑,简直跟外行人样。在他《三经新义》之外,在当代学人之中,大家最愤怒事,就是王安石所引起讨论字源学怪风气。他字源学,只是字结构与来源研究,不是用比较方法,而是凭个人幻想。王安石相信这是独得之秘,是对学术上不朽贡献,至老年时犹苦研不辍,成书二十五卷。西方学者会解,旦学者任凭想象力纵情驰骋而不予以科学方法限制,就是不用汉人说经与清儒朴学方法,那他写二十五卷字源学真是易如反掌事。若施用幻想,则这部《幻想字源学》天可写十部。像王安石这样研究个字构成各种理由,为什个字由某些偏旁组织起来就表示某种意义,那倒是容易而有趣。王安石字源说有五十条左右流传下来,都是供茶余酒后笑谈。苏东坡和王安石之间许多笑话,都是以此等语源学为关键。
苏东坡喜用“反证论法”。中文里有个“鸠”字,是“九”“鸟”合成。显然“九”字是表音。王安石不管语音学道理,只想从意义上找点趣谈。天,苏东坡和他闲谈时,忽然问王安石:“可是,为什‘鸠’字由九鸟二字合成呢?”王安石语塞。苏东坡说:“能告诉你为什。诗经上有:
鸣鸠在桑,其子七兮。
七只小鸟加上父母两个,不是九个吗?”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皮此偏旁表音。这个“波”字触动王安石丰富想象,他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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