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到他不信任她；她感到她想给他人以帮助和安慰的种种愿望，不过是虚荣心罢了。她如此出于本能地渴望帮助别人、安慰别人，是为了使自己得到满足，是为了使别人对她赞叹：“啊，拉姆齐夫人！可爱的拉姆齐夫人……拉姆齐夫人，可真没说的！”并且使别人需要她，派人来邀请她，大家都爱慕她。她心中暗暗追求的不就是这些东西吗？因此，卡迈克尔先生像现在那样避开她，走到一个什么角落里去，没完没了地吟他的离合诗，她不仅觉得她助人为乐的天性被人冷落了，并且使她意识到她本身的某些渺小之处，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多么美中不足，多么卑鄙，多么自私自利。憔悴而疲惫不堪，她确切无疑地知道（她的面颊瘦削，头发灰白）她已经不再是一个使别人的眼睛迸射出喜悦的光芒的美人儿了，她最好还是集中思想去讲那个渔夫和他老婆的故事，以便使那个极其敏感的孩子，她的幼子詹姆斯，平静下来（她的子女中再也没有像他那样敏感的了）。
“那个渔夫变得心情沉重，”她大声朗读。“他不愿意去。他想，‘这是不应该的。’然而，他还是去了。当他来到海边，海水是深紫的、蓝黑的、灰暗的、混浊的。它不再是黄绿色的了，但它是平静的。当他站在海边说道——”
拉姆齐夫人真希望她的丈夫不要选择这样的时刻在他们面前停下脚步。为什么他不像他刚才所说的那样，去看孩子们玩板球呢？但他没说话；他瞧了一眼，点了点头，表示赞许，又继续往前走去。他悄悄地走了过去，他看见他前面的篱笆一次又一次围绕着他脚步的停留而旋转，象征着某种结论；他看见他的妻和孩子；他重新看到那些经常点缀他思想进程的、插着蔓延开去的红色天竺葵的石瓮，在天竺葵的叶瓣之间，书写着（好像它们是一张张的纸片）、记载着快速阅读时潦草地记录下来的笔记——他看到了这一切，忽然想起了《泰晤士报》上一篇文章中关于每年访问莎士比亚故乡的美国人的估计数字。如果莎士比亚从未存在过，他问道，这个世界的面貌和今天的现状会大不相同吗？文明的进展是否取决于伟大的人物？现在普通人的命运，是否要比古埃及法老王时代人们的命运好一点？然而，他又思忖，普通人的命运，是否就是我们借以衡量文明程度的标准呢？也许并非如此。或许最伟大美好的文明，有赖于一个奴隶阶级的存在。伦敦地下铁道中开电梯的工人，永远是不可缺少的。这想法使他感到不快。他仰起了头。为了避免这种结论，他要想个办法来削弱艺术的支配地位。他要论证，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