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这样；里亚说过，我有权查阅档案，虽然没人知道上面可能有、可能没有什么内容。有时资料很多，有时少得可怜。此外，我或许会看到将我托付给温特森夫妇的领养机构的名字——从泛黄褪色的婴儿体检表顶端被狠狠撕去的那个名字。
我想看那些档案。那个法官、那个无名的掌权的男人是谁？我很愤怒，我相当明了，自己正堕入一种陈年的放射性愤怒。
苏茜去了纽约，所有跨欧洲与大西洋的航班因火山灰云停飞了，她被困在当地。
我独自在家，接到另一封法院寄来的信。法官说：“申请人应填写惯用表格后发回。”
得找个律师，就这封信寻求建议。
或者吐露任何心愿；
当我看见阳光照在墙垣，
天已大亮，还不知
你已经决然走远，
从此，一切都将完全改变。[4]
远，因为我无法凝神。里亚微笑着。
“珍妮特，你是有人要的。”
回家的火车上，我和苏茜打开半瓶占边威士忌。“调节情感。”她说，一如往常的苏茜，她又问：“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在人体的结构中，大脑边缘系统[3]的途径优先于神经通路。我们被如此构造和设计是为了感受，任何想法、任何心理状态，都同时是一种感觉状态。
没有人会感觉泛滥，虽然我们中不少人都在努力压抑感觉。
我坐在后门台阶上一遍又一遍地看信，如同一个不识字的人。我像撞上电篱笆似的浑身微微颤抖。
我走进厨房，抓起一只盘子，摔在墙上……“申请人……惯用表格……发回……”这他妈的又不是申请信用卡，你这混蛋。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羞于启齿，但我强迫自己写下来：我小便失禁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又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只知道自己的膀胱失去控制，我又脏又湿地坐在台
这是我在德博拉离开之后读到的诗，但那“决然走远”早在我六周大时已经发生。
这首诗写出了刻画那种感觉的文字。
里亚给了我一个法院的名字，那里可能仍保留着我的领养档案。一九六〇年生活范围有限，我原以为要去曼彻斯特某处寻找，结果我的档案就在阿克灵顿。离家以前，我每一天都从它们旁边走过。
我写了一封简明的信，询问他们是否留有文件。
几周后我收到回复；是的，文件找出来了，接下来我查阅文件的申请就要由法官判定了。
感觉是令人生畏的。
好吧，我如此认为。
车厢里静悄悄的，满载晚归疲累的通勤者。苏茜坐在我对面看书，她的双脚在桌底勾住我的脚。我脑中持续响起一首托马斯·哈代的诗。
从不说声再见，
也不轻唤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