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踉跄跌进车门。汽笛鸣响了。
我们上路前往注册总署,我带着护照和两张皱巴巴、划掉了姓名的纸——法院命令和婴儿体检表。我当时的体重是六磅九盎司[1]。
我和苏茜坐进一间专责办公室,世界各地都见得到的那种;纤维板饰面、金属桌腿的书桌,一套低矮的茶几,周围摆了几张难看的椅子,座面装有黄绿色和神经兮兮的橙色软垫。地板上铺着方块地毯。一个文件柜,一块布告板。有硕大的暖气片。光秃秃没有帘子的窗子。
苏茜是世上最专业的心理分析学家之一。会议开始时她对我微笑,不发一语,却在心里拥抱我。我能非常清楚地感受到。
我前来会见的社工是一位热心且率直自然的女士,名叫里亚·海沃德。
了,而我的档案正存放在该局地下室。我举头望着天上。显然温特森太太听说我在寻亲,便安排了一场洪水。
隔了一周,安东尼再次打来电话,我的档案已调阅,但我给他的名字与档案上的名字不符。
那我在抽屉里发现的出生证明是谁的?
我又是谁?
下一步只有冒着我十分惧怕的风险,照一般方式向内政部提出申请,也就是说我得去兰开夏郡绍斯波特的注册总署拜访一位社工。
她讲解了资料保护、各种领养条例以及常规联系途径。如果我想进一步申请,需要办理一些手续。永远有手续。
她查看我的文件——法院命令和婴儿体检表——时,注意到母亲曾母乳喂养过我。
“这是她唯一能给你的。
苏茜休假一天与我同去,我们约定,当天我北上伦敦与她会合,因为这种事情的前夜,最好在自己的床上睡觉。
那天早晨,我打算要搭的那班火车取消了,后一班车由于引擎故障一再减速。火车驶得越慢,我的心跳越快。最后我发现坐在我身边的乘客是一个面熟的人,我们这班车越是慢行,他讲的话越多。
我意识到,等车到帕丁顿时,我只有十四分钟的时间赶去国王十字火车站。不可能。这里可是伦敦。坐出租车过去至少要二十分钟。唯一的希望就是维珍专车——我平常用的一种摩托车出租服务。
我跑出帕丁顿站,那辆大摩托已经发动起来。我跳上后座,车子呼啸着转向,在伦敦的车流里穿行。虽然我不是胆小鬼,却不得不闭上眼睛。
八分钟后,我到月台上了,剩三分钟发车,我看见苏茜在那里,身高仅五英尺二英寸,穿着带珠链的小山羊皮牛仔靴,着短裙和一件CK金色大衣,头发蓬乱。看上去慈眉善目又美丽动人。她正用身体堵在车门口,半带霸道半带调情地和一脸茫然的列车长聊天,因为在我上车前,她是不会让火车离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