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都可以,”编辑说,“不幸的是,请愿书等不了,我们打算明天就将它递交主席。”
“明天?”托马斯突然想起那位递给他声明书的胖警察,与这位大下巴编辑没什么两样,人们都是试图让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写的声明上签名。
“没有什么要想的。”儿子的话虽然咄咄逼人,语调却近乎祈求。现在,他们双双对视着,托马斯注意到孩子全神贯注时上嘴唇的左角微微翘起,这正是自己平常从镜子里看胡须是否刮干净了时,在自己脸上看到的一种表情。从其他人脸上发现这一点,使他感到不安。
当父母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度过孩子的童年时,他们会慢慢习惯这种相似性,他们会觉得这些太平常了,如果他们中断这种相似以后再回头想到这些,或者还会觉得有趣。但托马斯有生以来是第一次与儿子谈话!他还不习惯与自己这张不相称的嘴巴面对面地坐在一起!
试想你有一条断臂移植在别人身上,试想那人就坐在你对面,用你的手臂冲着你打手势,你一定会死死盯着那手臂如同见了魔鬼。即使那是你自己的、心爱的手臂,
短短几行,用一种较为客气的方式,呼吁共和国主席赦免所有的政治犯。
托马斯飞快地运转着思绪。赦免政治犯?就靠这些被当局抛弃了的人(他们自己就是潜在的政治犯)对主席提出要求?即便当局碰巧有赦免政治犯的计划,这样的请愿书,唯一结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
他儿子打断了他的思路,“重要的,是要指出,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大家都表明立场。把麦子与麦壳,分别清楚。”
不错,不错,托马斯想,可那与政治犯们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求赦免也好,要分清麦子与麦壳也好,这不是一码事。
“骑墙吗?”编辑问。
是的,他是在骑墙观望,只是不敢这么说。墙上有一幅画,士兵威胁地指着他说:“你对参加红军犹豫不决吗?”或者说:“你还没有在两千字宣言上签名吗?”或者说:“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过名吗?”或者说:“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在赦免请愿书上签名吗?!”不论这个士兵怎么说,反正是在威胁。
编辑刚刚已经说了,有些人同意赦免政治犯,却又提出千万条理由来反对在请愿书上签名。在他看来,他们的理由只是许许多多的借口而已,都是怯懦者的烟幕弹。那托乌斯还能说什么呢?
他终于用笑声打破了沉默,指着墙上的宣传画:“有这个当兵的逼我,问我签还是不签,我不可能想清楚了。”
于是,三个人又笑了一阵。
“好了,”托马斯笑过以后说,“我想想吧,过几天我们还能碰碰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