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其他追求者就撤退了。
“所以我才把查理留在身边，”有一次她一脸严肃地这样对我说，看见我很吃惊的样子她扑哧笑了出来。“开玩笑的，傻瓜。我爱他，爱他，爱他。”
查理是我大学时最好的朋友。一年级时我们成天在一起，因此我才认识了埃米莉。第二年，查理和埃米莉在城里找了间房子同居。虽然我常常去他们那，但是那些与埃米莉在唱片机旁的交谈已经成为往事。一来，我每次去，都有几个其他同学坐在那里又说又笑。再者，如今有了一台漂亮的立体声音响大声地播放着摇滚乐，说话都得用喊的。
这些年来查理和我还是好朋友。确实我们不如以前那样常见面，但这主要是因为距离太远。我在意大利、葡萄牙，还有西班牙这里待了好几年，而查理则一直待在伦敦。要是这么说让你觉得好像我是个空中飞人，他是个宅男，那就好笑了。因为查理才是整天飞来飞去的人——得克萨斯、东京、纽约——参加一个个高端会议，而我则年复一年困在潮湿的房子里，安排拼写测试，或者重复着一成不变的慢速英语谈话：“我叫雷。”“你叫什么？”“你有孩子吗？”
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教英语，刚开始貌似还不错——很像大学生活的延伸。语言学校在欧洲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若说教书很无聊、课酬很低，那个年纪的你不会太在乎。你泡在酒吧里，很容易就交到朋友，感觉自己是一个遍布全球的巨大网络的一部分。你会遇见刚从秘鲁或泰国教了一阵子书回来的人，你会觉得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满世界跑，就可以利用你的关系在哪个你向往的遥远的角落找到一份工作。而且你永远是这个舒适的巡回教师大家庭的一分子，一边喝酒一边聊着以前的同事、神经质的学校主管、英国文化协会里的怪人。
八十年代末期听说去日本教书很赚钱，我认真地计划要去，但最终没去成。我还想过去巴西，甚至读了一些介绍那里的文化的书，要了申请表。可不知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只去意大利南部、葡萄牙教了一阵子书，又回到西班牙。不知不觉就到了四十七岁，身边共事的人早就变成了聊不同话题、嗑不同药、听不同音乐的另一代人。
与此同时，查理和埃米莉结了婚，在伦敦定居下来。有一次查理对我说，等他们有了孩子以后，要我做一个孩子的教父。可到现在都还没有。我的意思是他们一直没有孩子，我想如今要孩子已经太迟了。我必须承认，我一直觉得有点失望。也许我一直幻想给他们的孩子做教父能让他们在英国的生活与我在这里的生活有了正式的联系，不管这种联系多么微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