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发烧，她吃了一些阿司匹林，依然去上班了。天还没有大亮，有一道微弱的蓝光，勾勒出周围低矮的建筑，还有长在泥潭里的草和路边的垃圾。她刚走到那段通往工厂的土路上，当她绕过那些积水潭时，她发现这次有四个学生在那里，其中两个她前一天看到了，第三个也和他们年纪相仿，还有一个二十岁上下，非常粗壮，绝对超重了的学生。他们在工厂的围墙上张贴一些标语，呼吁工人参与战斗，他们也分发写着同样内容的传单。假如前一天，那些男女工人出于好奇或者礼貌会接过宣传册，但现在大部分工人都是低着头匆匆走过，即便接过了传单，也会马上揉成一团扔掉。
莉拉一看到那些学生已经出现在那儿，开展政治工作比她上班还要准时，这让她很烦。这种情绪后来演变成了一种敌意，前一天出现的其中一个男孩认出她，手里拿着一大沓传单，很热情地向她跑了过来问：
“同志，一切都好吧？”
莉拉没有看他，她喉咙生疼，太阳穴在跳。那个男孩跟在她后面，有些迟疑地说：
“我是达里奥，可能你不记得了，我们在法院路上见过。”
“我知道你是谁！”她忽然爆发了，说，“但我不想和你，还有你的那些朋友有任何关联。”
达里奥说不出话来，他放慢了脚步，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
“你不想要传单吗？”
莉拉没有回答，因为她不想再说什么难听话。她脑子里一直想着那个男孩不知所措的脸，这种表情就好像在说：他觉得自己是对的，但无法理解为什么其他人不认同他的观点。她想，她也许应该好好解释一下：为什么在开会时，她会说那些话；那些话后来出现在这些宣传册上，为什么这让她觉得难以忍受；为什么她觉得那四个学生的行为是愚蠢的，是白费工夫。他们本应该还在床上，或者是马上要进教室上课，但他们却冒着严寒，在这里分发着这些写满字的传单，而这工厂的工人认字都很困难，而且他们也没必要费力去读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了解这里的情况，这是他们每天都面对的现实，他们还能讲述一些更糟糕的，更加难以启齿的，别人没有说过、写过和读过的事情，揭示他们被剥削的处境背后的真实原因。但她在发烧，她对这一切感到厌倦，她懒得说这些。等她走到工厂门口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门卫在对着那个年龄最大、肥胖的男孩破口大骂，用的是方言，他说：“你丫跨过这条线试试，这样你就是不经允许，进入到私人领地，看我敢不敢开枪。”那个学生也非常激动，他笑着回答说——是那种很大声的嘲笑——他一边笑，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