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都没和任何人说起过我自己，我和尼诺也没说过这家出版社。那几天里，我只是一个面带微笑、一声不吭的女人，晚上和那个年轻有为的那不勒斯教授睡在一起，一个总是粘着他，对他无微不至、百依百顺的女人。但现在，我用一种佯装的愉快语气说：“尼诺要回家去，我在南泰尔有点事儿；我有一本书正在出版——也可能已经出来了，那是一本介乎于小说和杂文之间的东西；我有点儿想和你们一起走，去出版社拜访一下。”那两个人看着我，就好像只有在那时候，他们才真的认识我一样，他们问我做什么工作。我对他们讲了我的写作，说来说去，我发现，科隆布认识那家小出版社的主编，这时候我才发现，那并不是一家不起眼的出版社。我整个人很放松，我想，随他去吧！我有些过于热情地谈到了我的写作生涯，也许有些夸大其词。我并不是说给那两个法国人听的，而是做给尼诺看的。我想让他记着，我的生活很有成就，假如我有勇气离开我的两个女儿和彼得罗，那我离开他也能活，不是在一个星期之后，也不是在十天之后，马上离开他都可以。
尼诺听我说完，很严肃地对科隆布和奥古斯汀说：“好吧，假如不打扰你们的话，那我们就搭你们的顺风车。”但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他跟我说了一通话，语气很焦虑，内容充满激情。他说，我应该相信他，尽管我们的处境非常复杂，但一定能理清，为了把这些事情处理好，我们要先回家。我们不能从蒙彼利埃逃到巴黎去，然后不知道要逃到哪个城市。我们需要面对各自的家庭，才能最后生活在一起。忽然间，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而且也很诚恳。我脑子很乱，我拥抱了他，嘟哝着说，好吧。然而，我们还是去了巴黎，我只想在外面多待几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