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通纳拿到文学学士学位后两个星期，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遭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秋天未到，战争席卷整个欧洲。战争成为老学生中持续不断的热门话题，他们好奇美国最终将发挥什么作用，大家又很开心，自己未来的命运暂不确定。
可是摆在斯通纳面前的未来既光明又确定，而且不会改变。他眼中的未来，不是事件、变化和潜在可能的涌流，而是犹如前方的一块领地，等着他去探索。他把未来看作那座宏伟的大学图书馆，可能还会新建侧翼建筑，还会添加新的图书，然后又清退掉旧书，但是其本性仍然基本不会改变。他能看到在这所机构中的未来，他将置身其中，而自己对这个机构还不完全理解；他想象自己在那个未来中还会有变化，可是他把未来本身看作改变的工具而不是它的目标。
那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秋季学期即将开始之际，他去看了父母。他本想帮着收夏天的庄稼，可发现父亲雇了个黑人田间帮手，干起活来不吭声，卖力，劲头很足，一天干完的活儿差不多顶斯通纳和父亲过去在同样时间里干的活儿。父母见到他后很开心，他们好像并不怨恨他的决定，但他发现自己跟父母无话可说；而且，他意识到，他和父母已经逐渐形同陌生人。他感觉自己的爱因为损失反而更强烈了。他比原来计划的提前一个多星期返回哥伦比亚。
他开始讨厌在弗特家农场干活儿花的时间。很晚才回来开始学习，他感觉有种强烈的学习冲动。有时，沉浸在自己的书本中，他会想到还有那么多东西不知道，还有那么多东西没有读过。他辛苦追求的宁静，当意识到自己生活中的时间那么少，而要读的东西那么多，要知道的事情那么多，这份宁静开始破碎了。
1915年春天，他修完文学硕士的课程，花了整个夏天的时间完成论文，是对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中的一篇进行诗法研究。夏天将尽，弗特夫妇告诉他，农场用不着他了。
他早就料到自己会被解雇，在某种意义上他倒乐意如此；但是，这事真的到来后，他却有种恐慌的刺痛感。好像自己和原来生活之间最后的那条纽带被割断了。他在父亲的农场度过了夏天的最后几周，对论文进行最后的收尾润色。这时，阿切尔·斯隆已经替他安排好给即将入学的新生教两个班的基础英文课，同时他开始着手攻读博士学位。这份工作让他每年收入400美元。他把自己的东西从弗特家那间狭小的阁楼房间里搬出来，他在那里住了五年，然后在大学附近找了个甚至更小的房间。
虽然他只给一群未经挑选的新生教基础语法和作文，内心还是对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