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入神地观看他们的青年时代,想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
家书
这本书用了三种不同的叙事。
第一章初稿于1990年代,借“伯父”“伯母”写了我的父母。2013年我父亲去世,改为“我父亲”“我母亲”,以《一切已归平静》发表在2014年《生活月刊》。
李小林老师看到此文,希望我继续这个题材,“肯定有内容写,即使稿子长也没关系”。李老师的热情,让我想起2009年去故乡黎里匆匆记下的那些片段。以后的几个月,我走进了本以为清晰,其实相当陌生的地方,远看一个普通的青年人,如何应对他的时代,经历血与牺牲,接受错综复杂的境遇和历史宿命,面对选择,从青春直到晚年,旁逸斜出,草蛇灰线,实在也是复述的一种周折,我常常瞻前顾后,下笔踟蹰,习惯被七嘴八舌的声音和画面切断……终以《火鸟——时光对照录》,刊于《收获》(2015年第五期专栏“说吧,记忆”)。这次付梓,添加父亲大量书信、读书笔记,包括关于他特殊系统的资料,成为本书的第二部分。
父亲去世后,母亲不大愿意出门,去任何的地方,她都会想起我父亲,情绪很差。这段时期我常常问及往事,陪她翻看那些老相册(她不能再看父亲的近照),旧影纷繁,总牵起绵绵无尽的话头,直至有一天,我请她以这些照片为序,记下曾经的时间和细节。她认真做了起来,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近九十岁的老人,半年内做了两大本剪贴,在梳理记忆的这段日子里,她变得沉静多了,仿佛只有回望,才是生命的价值。摆在眼前的图文,记录了一个上海普通女孩的时光之变,也使得本书的前两章,出现了“未完成”状态,显露了更复杂的对照。我几次提议是否可整理成书,她一直犹豫说,是给自家孩子们看的,是个人的私事……这部分以“口述实录”整理的文字,是本书第三章。
开头写到父亲与“堂兄”关系、提篮桥细节,到了第二部分“黎里·维德·黎里”,就是另一种解释——他们并不是共同被捕的,“堂兄”也不瘐死于监房,而是在宪兵医院跳楼就义,关押父亲的地点,不在提篮桥,是北四川路宪兵监狱(大桥公寓)。1940—1950年代,父亲数度入狱转狱,在母亲回忆的1950年代初,竟然他也在这座著名监狱短暂工作,因此前篇我笔误“提篮桥”,仿佛就是“言说与记忆”的某一种梦魇。包括母亲登上火车,被大舅拉回去关在家里一个月,也只有进入到她老人家的叙事范围里,才有更生动的演绎……我保留着这些局部不一致的痕迹,保留“在场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