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功，西里龙夫，尾崎（中西发展），郑文道，钱明（郑文道侄女）。郑文道联系中西等日本同志，还有一洪帮头目，山东人。
（二）季明（步飞、崇威）。
季下面有一拖华侨
中西说，苦于不知道爆发太平洋战争的时间，他们是做了工作的，但现在说的太玄了。
第三国际同我们根本没有联系。中西等人同佐尔格案中的日本人来往，根本没有向我们汇报过，怎么把我们的情报活动和第三国际情报案拉在一起？
有些文件，当时是从另一条线弄来，关于日军番号等武装情况，有人同管文件的日本人打交道，请他吃喝，这日本人没什么文化，问请客的钱哪里来，说是写文章得来。日本人相信了他，给他看材料。后来日本人升官了，这条线的来源就断了。
[父亲“抗战时期上海情报史座谈会”发言/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七日]
“佐案”,bao露，中西功是其中之一，中西功同“佐案”中三个日籍情报员是同班同学或同事关系，实际上同他们没有建立工作关系，资料说明“中西功在中国或日本都没有参加佐尔格小组”、“同中西功没有关系”、“他替中共工作，捕前在满铁上海办事处工作”。中西功是由于替中共工作而受到起诉，但迟迟未判，直到一九四五年九月美军已经占领日本之时，才移解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过了十二天，根据新颁布的释放政治犯命令即获释放（参看《佐尔格案件》/[美]狄金及斯多利/二八八页）。中西功等日本人在被捕前为我们党做了不少工作是事实，但是怎样看待他们的被捕表现：招了口供，供出上海、南京我情报部门地下党员（代表上级的联系人）地址，造成了事实上的破坏。这究竟是什么性质，如果在审干中，该如何做结论，不是很清楚吗？对于出卖叛变的人，不能扬善隐恶。如果不分是非，就谈不上立准立好史料。同样的理由，对中西等的“回忆录”一类东西，也应联系被捕的表现，必须用清醒的态度对待之，许多老同志在，我就不多说了。
关于转移不转移的问题，已经是历史了，我在被捕后也产生过埋怨领导的情绪，但是事隔四十年，只宜从积极方面总结教训，不该追究个人责任，在地下环境下，其他各条战线也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失误，其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
[《吴成方谈话》/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九日上午，于文艺会堂]
我们这一拖情报系统的干部，过去规定是不向上汇报的，很可能没有资料。
（一）季纲（李德生），张明先，陈一峰，汪锦元，方志达。
李复石（交通），下面在锦江饭店、锦江茶室有董竹君和刘伯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