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结论其一:也即“被捕变节”。某负责人说:“我们说你是变节,你说没有失节,现在又不好向日本人调查……”
经过他数度申诉,一九五八年的“初稿结论”改为:“被捕失节。”
经他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五年N次的申诉,结论略改为:“被捕后表现消沉”与“极不负责。”
[《明室》(三十六节:“证实”)/罗兰·巴特]
……自己不能证实自己,这是语言的不幸(但也可能是语言的乐趣)。语言的实质可能就是这种无能为力,或者,用一种肯定的方式说:语言在性质上是虚幻的。为了试着使语言变得不那么虚幻,必须有一个巨大的测量装置:求助于逻辑。或者,在没有逻辑的情况下,求助于誓言。
照耀着一张张年轻人光彩夺目的面孔,于是歌唱起来,声震屋宇,一直闹到东方既白,一个个醉倒在细木地板的波斯地毯上。等下午醒来,这幢折衷主义风格的豪宅仍不见一个人影,只有花园里小鸟在鸣叫。
他不会知道,他的命运人生,将长期纠缠于“审判口供”最终数行的问答中:
……
问:你今后干什么?
答:回《先导》去。
在漫长的申诉过程中,他已清晰地意识到—即使再如何申诉,也未必能有“实事求是”的结果,只能接受并赓续下去。
一九五五年—在我母亲描述里是“大难临头,人见不到了,待遇取消,必须搬家”之年。最为感叹的是两个月后,通知她送冬衣,“地址也就是日伪时期关你爸爸的南市车站路监狱,后又转他到建国中路公安局……”
[父亲《申诉报告》/一九六〇年四月]
……附带一笔,1957年市委负责烈属工作部分的人员,向我了解程和生(真名郑文道,已牺牲)被捕的情况,据说
问:今后愿为南京z.府做和平文化工作么?
答:愿做和平文化工作。
一九五五年,他因涉“潘汉年案”被隔离审查。直至该年九月始审被捕变节,审理者打开他当年的全部供词,抽取最后的这几句问答,当即认定他“叛变”。
[父亲《申诉报告》/一九六二年第N次]
我第一次写了检查,反映我的抵触情绪,下一日,负责审查的俞平原同志见了我,劈头大骂我是“叛徒”。他对我说:“不老老实实承认,就逮捕!”我搞过运动,估计在那种情况下确有可能,不敢理直气壮地再与他顶(已经顶过一次了),被逼写第二次检查,也孤立地就一句供词承认背叛了党。其实就这份检查中,如果细心研究,一面强调被捕后绝无叛变行为,另一面却突然承认错误,这是矛盾的,但是俞平原同志并无觉察,不几天,就把我逮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