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结论其一：也即“被捕变节”。某负责人说：“我们说你是变节，你说没有失节，现在又不好向日本人调查……”
经过他数度申诉，一九五八年的“初稿结论”改为：“被捕失节。”
经他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五年N次的申诉，结论略改为：“被捕后表现消沉”与“极不负责。”
[《明室》（三十六节：“证实”）/罗兰·巴特]
……自己不能证实自己，这是语言的不幸（但也可能是语言的乐趣）。语言的实质可能就是这种无能为力，或者，用一种肯定的方式说：语言在性质上是虚幻的。为了试着使语言变得不那么虚幻，必须有一个巨大的测量装置：求助于逻辑。或者，在没有逻辑的情况下，求助于誓言。
照耀着一张张年轻人光彩夺目的面孔，于是歌唱起来，声震屋宇，一直闹到东方既白，一个个醉倒在细木地板的波斯地毯上。等下午醒来，这幢折衷主义风格的豪宅仍不见一个人影，只有花园里小鸟在鸣叫。
他不会知道，他的命运人生，将长期纠缠于“审判口供”最终数行的问答中：
……
问：你今后干什么？
答：回《先导》去。
在漫长的申诉过程中，他已清晰地意识到—即使再如何申诉，也未必能有“实事求是”的结果，只能接受并赓续下去。
一九五五年—在我母亲描述里是“大难临头，人见不到了，待遇取消，必须搬家”之年。最为感叹的是两个月后，通知她送冬衣，“地址也就是日伪时期关你爸爸的南市车站路监狱，后又转他到建国中路公安局……”
[父亲《申诉报告》/一九六〇年四月]
……附带一笔，1957年市委负责烈属工作部分的人员，向我了解程和生（真名郑文道，已牺牲）被捕的情况，据说
问：今后愿为南京z.府做和平文化工作么？
答：愿做和平文化工作。
一九五五年，他因涉“潘汉年案”被隔离审查。直至该年九月始审被捕变节，审理者打开他当年的全部供词，抽取最后的这几句问答，当即认定他“叛变”。
[父亲《申诉报告》/一九六二年第N次]
我第一次写了检查，反映我的抵触情绪，下一日，负责审查的俞平原同志见了我，劈头大骂我是“叛徒”。他对我说：“不老老实实承认，就逮捕！”我搞过运动，估计在那种情况下确有可能，不敢理直气壮地再与他顶（已经顶过一次了），被逼写第二次检查，也孤立地就一句供词承认背叛了党。其实就这份检查中，如果细心研究，一面强调被捕后绝无叛变行为，另一面却突然承认错误，这是矛盾的，但是俞平原同志并无觉察，不几天，就把我逮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