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声》(负责文艺部分,一九四二年我父亲被捕,她没出事),他则加入《先导》月刊的创刊和编辑工作,此杂志为汪伪陈公博背景,社长是我方系统的党员李时雨(时任汪伪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组织上让他进入《市声》、《先导》两刊工作,要求他及时搜集各方面更多的资料。
写至上述这一节(二〇一五年四月),我在父亲书橱里发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刊本—關露《新舊時代》(民國廿九年七月初版,上海光明書局“光明文藝叢書”),打开扉页,即看到他写在扉页的大段文字:
这本小册子引起我一段回忆。一九四二年初,距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不久,组织上通知我去大世界天津馆三和楼,在座除吴成方同志外有一个胡小姐和中先生,商量要胡、我两人去接编日本人佐藤俊子的《女声》(妇女杂志)。胡小姐比我长好几岁,身材矮小,穿藏青长毛绒大衣,面貌清秀,但鼻梁上有一显著的疤痕[3]。后来才知道,她便是久已闻名的关露。而中先生则是中西(这是日本汉字,如今写作“功”),他是日共,同程和生(对我假称胞弟)打入满铁工作,都受吴成方的领导。中西陪胡、我两人去北四川路一公寓找佐藤,佐藤不在家,侍者让我们进入屋内,地方甚小,陈设亦凌乱,似见主人不属爱好修饰者。翌日应中西之约,胡、我俩同去南京路慈淑大楼对面一个日本咖啡馆会面(抗战胜利后作《大公报》馆,今已改为某商店),这是一个日本人麇集的场所,四周满座,烟雾弥漫,充耳都是日语,若非身历其境,是不能领略其状的。中西却在这环境下用流利的华语,同我们谈太平洋战争的形势,称轴心国必败。胡谈话甚谨慎。当时我对她俩的政治身份均不了解。后来《女声》没有去,我应曹亚臣(乔理清,情报部党员)之约,去李时雨(党员,公开职务为汪伪保安司令部处长)办的《先导》当编辑,从此没再与胡会面。我始终没有再问过吴老,胡小姐究竟是什么人,但凭我的直觉,她准是与吴有关系的。
迨抗战胜利后,我与朱维基交游,从他闲谈中获知关露已去苏北解放区。朱不止一次地咒骂她做过“汉*”(据说蒋锡金也经常指名大骂山门,表示义愤云云),我伪称不相识,未做任何辩解。事情隔了四十年,去年阅《新文学史料》记叙关露生平史实,才知1942年她还是去编《女声》并公开去东京参加了大东亚的什么文学会议,朱、蒋之骂盖出于此。关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女作家,参加过左联,在救亡运动的一些宣言上有她的署名,其作品有明显的进步倾向。即如本书结尾就有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