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声》（负责文艺部分，一九四二年我父亲被捕，她没出事），他则加入《先导》月刊的创刊和编辑工作，此杂志为汪伪陈公博背景，社长是我方系统的党员李时雨（时任汪伪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组织上让他进入《市声》、《先导》两刊工作，要求他及时搜集各方面更多的资料。
写至上述这一节（二〇一五年四月），我在父亲书橱里发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刊本—關露《新舊時代》（民國廿九年七月初版，上海光明書局“光明文藝叢書”），打开扉页，即看到他写在扉页的大段文字：
这本小册子引起我一段回忆。一九四二年初，距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不久，组织上通知我去大世界天津馆三和楼，在座除吴成方同志外有一个胡小姐和中先生，商量要胡、我两人去接编日本人佐藤俊子的《女声》（妇女杂志）。胡小姐比我长好几岁，身材矮小，穿藏青长毛绒大衣，面貌清秀，但鼻梁上有一显著的疤痕[3]。后来才知道，她便是久已闻名的关露。而中先生则是中西（这是日本汉字，如今写作“功”），他是日共，同程和生（对我假称胞弟）打入满铁工作，都受吴成方的领导。中西陪胡、我两人去北四川路一公寓找佐藤，佐藤不在家，侍者让我们进入屋内，地方甚小，陈设亦凌乱，似见主人不属爱好修饰者。翌日应中西之约，胡、我俩同去南京路慈淑大楼对面一个日本咖啡馆会面（抗战胜利后作《大公报》馆，今已改为某商店），这是一个日本人麇集的场所，四周满座，烟雾弥漫，充耳都是日语，若非身历其境，是不能领略其状的。中西却在这环境下用流利的华语，同我们谈太平洋战争的形势，称轴心国必败。胡谈话甚谨慎。当时我对她俩的政治身份均不了解。后来《女声》没有去，我应曹亚臣（乔理清，情报部党员）之约，去李时雨（党员，公开职务为汪伪保安司令部处长）办的《先导》当编辑，从此没再与胡会面。我始终没有再问过吴老，胡小姐究竟是什么人，但凭我的直觉，她准是与吴有关系的。
迨抗战胜利后，我与朱维基交游，从他闲谈中获知关露已去苏北解放区。朱不止一次地咒骂她做过“汉*”（据说蒋锡金也经常指名大骂山门，表示义愤云云），我伪称不相识，未做任何辩解。事情隔了四十年，去年阅《新文学史料》记叙关露生平史实，才知1942年她还是去编《女声》并公开去东京参加了大东亚的什么文学会议，朱、蒋之骂盖出于此。关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女作家，参加过左联，在救亡运动的一些宣言上有她的署名，其作品有明显的进步倾向。即如本书结尾就有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