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威,看我巧言舌辩好像蛮活络(说实话,当时租亭子间,只要出小顶费,也可容易,何必硬顶呢?),我才搬去的。后来我在编杂志,先是《市声》,后是《先导》,都是中共情报部门人员编的,不能再对一起编的人不公开地点,同事对我也公开了(其实也是情报部门的党员,老资格),我只得对他公开,时来找我。程和生后来就搬走了,原因也不详(都不能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这样我就一人独住。房东仍不乐,总在轧我的苗头(引注:打探底细),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但没敢公开赶我。
一九四二年三月某夜,他和程在楼上意外发现,弄堂里冲进一群日本便衣,敲打对面一扇大门捕人。程即从一张夹底方凳内,取了几份复写资料匆匆忙忙毁掉,之后才知是一场虚惊。再过了数天,程忽然就搬走了,临走时程说:“你住下去吧,如果房东问起,就说我去南京了。”
这段遥远的对话,常让父亲感慨:“两个人就这样同住了半年,关于假兄弟的情况,也只交谈了这么三句话,双方再没有做任何仔细的准备,以应对突然出现的盘问—万一被捕了,怎么准备口供?根本没想到,没有去做。”
[父亲致马希仁信]
我的假胞兄在何处谋生,公开职业是什么,他也不告诉我,只说他在“钢铁公司”,什么钢铁公司,也不能问。其实他打入了日本著名的特务机关“满铁”—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与他同事的有一个日籍的**党员,另外在南京又有一日本**党员、中共情报人员,都归我的领导人负责,程同他们有联系。我只做编辑杂志的事,另联系巡捕房警官和开警车之司机事。同程没有工作关系,只不过领导人叫我们俩住在一起,称兄弟(而且白天有时还同另外三四人一起吃饭碰头)。毛病就是此处……
一九四二年二三月间,父亲接到领导人通知,某日下午去大世界“三和楼”底层与一日本人见面,同桌有胡小姐(胡楣,即关露[2]),按计划由这位日本人(事后知此人即日共情报人员中西功)介绍他和胡小姐接编《女声》杂志,这本刊物由日本大使馆、日本海军报道部合办,主编佐藤俊子(一说佐藤春子),中西功是佐藤俊子的左派朋友之一。谈完,三人一起去北四川路一所公寓找佐藤,但她不在家。改日中西又约了他和胡小姐同去慈淑大楼斜对面日本咖啡馆(即解放前《大公报》原址)见面,四周全是日本人。在这样的环境里中西却用华语大谈珍珠港事变后的国际形势,旁若无人,使他和关露感到非常吃惊。
那次会面后他再没见到中西功和关露,多年后知道关露最终由中西功介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