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威，看我巧言舌辩好像蛮活络（说实话，当时租亭子间，只要出小顶费，也可容易，何必硬顶呢？），我才搬去的。后来我在编杂志，先是《市声》，后是《先导》，都是中共情报部门人员编的，不能再对一起编的人不公开地点，同事对我也公开了（其实也是情报部门的党员，老资格），我只得对他公开，时来找我。程和生后来就搬走了，原因也不详（都不能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这样我就一人独住。房东仍不乐，总在轧我的苗头（引注：打探底细），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但没敢公开赶我。
一九四二年三月某夜，他和程在楼上意外发现，弄堂里冲进一群日本便衣，敲打对面一扇大门捕人。程即从一张夹底方凳内，取了几份复写资料匆匆忙忙毁掉，之后才知是一场虚惊。再过了数天，程忽然就搬走了，临走时程说：“你住下去吧，如果房东问起，就说我去南京了。”
这段遥远的对话，常让父亲感慨：“两个人就这样同住了半年，关于假兄弟的情况，也只交谈了这么三句话，双方再没有做任何仔细的准备，以应对突然出现的盘问—万一被捕了，怎么准备口供？根本没想到，没有去做。”
[父亲致马希仁信]
我的假胞兄在何处谋生，公开职业是什么，他也不告诉我，只说他在“钢铁公司”，什么钢铁公司，也不能问。其实他打入了日本著名的特务机关“满铁”—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与他同事的有一个日籍的**党员，另外在南京又有一日本**党员、中共情报人员，都归我的领导人负责，程同他们有联系。我只做编辑杂志的事，另联系巡捕房警官和开警车之司机事。同程没有工作关系，只不过领导人叫我们俩住在一起，称兄弟（而且白天有时还同另外三四人一起吃饭碰头）。毛病就是此处……
一九四二年二三月间，父亲接到领导人通知，某日下午去大世界“三和楼”底层与一日本人见面，同桌有胡小姐（胡楣，即关露[2]），按计划由这位日本人（事后知此人即日共情报人员中西功）介绍他和胡小姐接编《女声》杂志，这本刊物由日本大使馆、日本海军报道部合办，主编佐藤俊子（一说佐藤春子），中西功是佐藤俊子的左派朋友之一。谈完，三人一起去北四川路一所公寓找佐藤，但她不在家。改日中西又约了他和胡小姐同去慈淑大楼斜对面日本咖啡馆（即解放前《大公报》原址）见面，四周全是日本人。在这样的环境里中西却用华语大谈珍珠港事变后的国际形势，旁若无人，使他和关露感到非常吃惊。
那次会面后他再没见到中西功和关露，多年后知道关露最终由中西功介绍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