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的几天，我们为开画铺的事情忙着。我帮着给大佑做了许多事情，比如把画弄到框里。大佑对此心怀感激，开始把说话重点从馒头挪到我的身上。大佑一共有百来幅画，大多是油画，但还有一些是国画。我们租的小铺子也像幅油画，远看有鼻子有眼的，近看就一塌糊涂了。门板上净是窟窿，
噶尔，行走几十公里终于看见了锡林郭勒大草原，两个月后在那里一家文学刊物当编辑。
然后是我们中文系的一个小子跳楼。他来自云南农村，消息传来说他的父亲因为fd而被捕，而且数额巨大，早超过了死刑的量。当时我在窗口看蓝天白云，突然看见一个人往下掉，“刷”一下就从我的窗口掠过。我正纳闷这是仙女下凡还是怎么着，就听见下面的人乱叫，才明白过来是有人跳楼。当时我差点昏了，但忍住没叫，一个晚上睡不着。
跳楼的消息学校封锁得很紧，对外界只宣称是失足。天相信那是失足，都这么大了没事爬窗上去玩什么，况且窗子有胸口高，要失足从那掉下去也不是容易的事。
然后，我听到的议论竟是诸如“哎呀这小子真笨，要死还挑跳楼，死得那么难看”，“其实可以在最后一秒里摆个Pose嘛”，“他爹妈是卖白粉的还是卖面粉的？搞这么多”，“他家里肯定发了”……
于是，我突然向往一种幽静的生活。况且那时我已略有小名，在十几家报纸上发过一些东西，有的还造成了比征婚启事更为轰动的效果，收到了上百封信。我更想的是好好花一年时间去写一部书。那可得是巨著，如果不幸轮不上好歹也应该是较巨著。
这就是我来小镇的原因。
3
开始的几天，大佑并不作画，一副沉思的样子。我还以为这是艺术的沉淀，以乞求一次大爆发。一旦爆发出来，指不定能创作出什么“蒙莎·丽娜”或者“最早的早餐”之类。说起早餐，我们每天都吃小镇的特产馒头，这种馒头便宜得很，但皮薄多汁，令大佑赞不绝口。大佑十分钟爱这种馒头，他平日沉默寡言，一天总共说五句话，对馒头说的话就占三句。
坐在柳永弄的旧屋里待了三天后，大佑说要出去走走。这三天里，我们无所事事。我的书稿只开了一个头，然而这个头开得十分不满，所以我决定择个黄道吉日重开。大佑纯粹是每天在窗口，用拳头抵住下巴沉思，扒光了衣服整一个“思想者”。
除了去柳永弄外逛逛，我们都在屋里。大佑要出去走走，不是为了写生，而是到处寻觅一个小铺子可以让他卖画。对这件事，镇上十分关心，因为这毕竟是小镇第一个画店，可以反衬出一种水乡的浓厚艺术氛围而更吸引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