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大一统体制一方面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带来了长时间和大面积的和平,另一方面却也限制了社
了庞然大物型的现代国家,他们没有摧毁利维坦的巨大能量,相反是使它响应他们的意愿,服从他们的法律”。因此,英国到后来一家独大,并深刻地影响了今天世界的面貌。
中国一直没有机会驯服利维坦,皇帝在历史上一直注意削弱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实力,以保证皇权的独大。因此郡县制下的皇权只受“天命”的软约束,没有制度上的硬约束。
四
中国和欧洲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不同,也造成了中国和欧洲社会面貌的不同。
第一,传统中国社会是整齐划一的一元化结构。
中国大一统大王朝的面积极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为了保持国家的一元化和一致性,大一统王朝通常会对全国进行格式化的整齐划一。
这种整齐划一令西方人惊叹。就像我们前面引用过的,英国人说:“自进入中国境内以来,在这样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这样整齐划一,这在全世界是无与伦比的。”[4]中国在和平时代的社会治安之良好,和z.府行政效率之高,也远优于同时代的欧洲。
但是整齐划一也有代价。在中央集权制下,因为皇权的独占性,君主通常对地方社会的动态发展表现出恐惧,对其他社会力量始终处于压制防范状态。[5]因此总是采取“消极性带防御性”的做法,“维持各地区的平衡,一般迁就经济落后地区”。比如很多朝代经常命令大片区域种植同类作物,结果加重了社会的负担,造成经济倒退。明初为防海盗骚扰,下令“片板不许下海”,清初迁海令更要求所有沿海居民内迁30里,正如葛剑雄先生所说,造成的经济损失其实大大超过了海盗的掠夺。
大一统王朝制定政策,出发点总是“便于君”而不是“便于民”,因此经常在全国范围内远距离大规模征调人力资源,被征调的百姓花在路上的时间甚至远远超过服役的时间,大大加重了民众负担,秦朝的灭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贾谊说,当时淮南的百姓迫切希望置于诸侯国的统治之下,而不直属于朝廷,以便能就近服役,而不必再长途跋涉于淮南和长安之间。而明代实物赋税制下,百姓负担的运费居然5倍、7倍于皇粮本身,这也是长途征调的结果。
葛剑雄先生说,在落后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如果政治设计更关注民生,应该更多地照顾地区差异。他观察到,有的时候,地方性“政权的领土大大缩小了……统治层次减少了,传递时间缩短了,行政效率会有所提高。只要保持和平状态,人民会因此而获得较多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