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传统一直没有中断。
秦汉帝国通过“编户齐民”，把几乎一切社会组织打散，用郡县制对全国进行了格式化。这与罗马帝国相当不同。因此秦汉帝国是一元刚性结构，书同文，车同轨，举国上下，如臂使指，步调一致。而罗马帝国的文字没能统一，政治制度没能统一，甚至法律也是不统一的，保留大量地方自治因素。“2世纪的罗马帝国乃是自治城市的联盟和凌驾于这个联盟之上的一个近乎绝对专制的君主z.府二者奇妙的混合体。”[2]罗马帝国的繁荣是建立在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有机结合之上的。一方面，“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有它本地的‘政治’生活，都有它自己所要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在所有城市之上，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z.府，它执掌国家大事——外交、军事、国家财政”。这也许更接近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结合郡县制和封建制长处的政治构想。
罗马帝国远没有中国这样成熟而庞大的官僚体系，到了中世纪，官僚系统在欧洲干脆消失了，因为各地基本上是封建自治的。在西方的历史发展中，在分裂和动荡当中，社会自治一直发挥着很大作用，比如中世纪西欧的庄园、行会、教区、俄罗斯的米尔内等，都是一定程度上的自治社群。
而中国很早就用官僚体系取代了社会的自治功能。在西欧中世纪，自治城市成为体制外的权力中心，市民联合起来，从封建主手中购买到自治权，成为体制外的异己力量，这在中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第二，中国的中央集权受到的约束很小，而后发展起来的欧洲的中央集权受到重重社会力量的约束。
正如封建制是国家的早期形态一样，中央集权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欧洲的崛起与统一民族国家的出现密切相关。不过，西欧中央集权国家和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形成过程相当不同。欧洲是在议会、自治城市、行会等多种社会力量发育起来之后才出现中央集权国家的。因此，在欧洲的民族国家中，君主的专制权力是有限的，君主权力不仅受法律、议会的制约，也受到各社会阶层、利益团体的限制。
而中国完全不同。中国的“国家巩固发生在社会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组织起来以前”，在其他国家发挥约束力量的世袭贵族、教会、商人组织等力量，都无法约束传统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3]
欧洲的中央集权之路，还进行过多种探索和比较。英国之所以后来能超越西班牙，就是因为它的体制既比荷兰松散的城邦联合体更有凝聚力，同时又比西班牙的君权受到更大的约束。通过光荣g,m，“英格兰人成功地驯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