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君将来修路程，一定多设官茅坑。
京城虽是旧京城，肮脏风俗急须更。
当时的中国市民对此非常不适应。有人在回忆录中抱怨说：“家家颇甚受难。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数里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赶紧扫除干净；女眷脏秽多在房中存积。无可如何，真所谓谚语：活人被溺蹩死也。”
对此，美国辖区内采取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在“各巷口皆设茅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这是中国公厕的初始。到11月中旬，除德界，“各国界内”均已“建设茅厕，尚称方便”。[54]
从此，北京有了公厕，也不再沿街倾倒垃圾，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后来西太后回銮抵京，看见街上比从前又整齐，又干净，很是喜欢，很夸赞洋人们能干。”没想到自己到西安“旅游”一圈儿，回来北京大变样了，清z.府因此把洋人的这套做法保持下来。
就这样，伴随着殖m;主义和全球化，起源于西方的“卫生”观念进入到广大的非西方世界。当然，不论如何，这些变化丝毫不能减轻八国联军的罪责，不过西方卫生文明传播到中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的卫生条件，降低了城市传染病发生率，这也是民国年间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
马克思说，殖m;主义摧毁了东方农村田园诗般的传统生活，这“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当然值得深切同情。然而与此同时，这也是历史的进步。“为什么东方大清帝国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为什么印度居民长期过着一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消极的生活”[55]，马克思的答应是因为“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56]
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57]
因此，步入全球化以来，中国的历史主线就由原来的治乱循环这一条线，变成了中国传统和西方文明这两条线并行。这两条线相互交叉，相互作用，共同主导着中国历史未来的走向。
[1]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19·康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