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而更显理性。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中国人世俗精神启发启蒙思想家们高举理性主义大旗,猛烈抨击中世纪神学教条。传教士书简成最热门读物,精英阶层客厅里,人人谈论孔夫子学说、中华帝国悠久历史,甚至还有圣明康熙大帝生平。
传教士们说,中国政治体制之所以合乎理性,是因为它建立在父权这个神圣自然法则之上,法律与伦理道德融为体。贤明君主、良好法律、健全行政机构,构成中国这样个全新道德世界。这令直激烈谴责天主教会伏尔泰如同发现新大陆样兴奋。他赞扬中华文明伟大奥秘在于其贯穿理性与道德原则。他说,中国人“具有完备道德学,它居于各科学首位”。他在《哲学辞典》“光荣”条目下赞扬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国家”。
像今天西化大潮样,当时许多学者号召欧洲向中国取经。伏尔泰说:“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徒弟。”莱布尼茨甚至这样建议:“在看来,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们关于自然神学目和实践。”
当然,关于中国声音并不是边倒,也有人对传教士书简做出另种解读。启蒙时代热爱自由欧洲人对任何点专制信息都极为敏感,不幸传教士书简中有许多这方面暗示。孟德斯鸠就得出结论说,中国千年不变和社会稳定是专制控制结果。
百科全书派主持人狄德罗和伏尔泰样,十分推崇孔子理性和务实精神,不过却对中国人父权原则提出质疑。他认为,对父辈盲目服从,只能产生纵容父辈错误、剥夺儿辈自由恶果。
另位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从另个角度提出对中国文化优越性疑问:如果中国文化果然这辉煌,何以再被异族统治呢?“如果无论大臣们见识或者法律所号称睿智,或者那个广大帝国众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们免于愚昧而粗野鞑靼人羁轭话,那他们那些文人学士又有什用呢?他们所堆砌那些荣誉又能得出什结果呢?结果不就是住满奴隶和为非作歹人吗?”(周宁《西方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余建华《17-18世纪西欧启蒙思想家中国文化观探略》;忻剑飞《世界中国观》)
对同个国家,人们判断和评价如此两极,让人莫衷是,也让马戛尔尼使团成员们迷惑不已。中国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再过几个月,切都将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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