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人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
这段话，说得心平气和，通情达理，比照起康熙和雍正对忌讳文字
狭隘态度，真是天渊之别。大意是文人学士写书，岂能本本政治正确，有点失实之处，在所难免。即使有些书触及民族问题，比如南北史中南方民族与北方民族互相咒骂，也不过是前代人偏见，与藏书者无涉，你们何必过于畏首畏尾，不敢进献呢！
皇帝
声令下，各地积极执行，五花八门图书源源不断地从民间输送到皇帝书房，短短年半时间，各地送来珍本图书万三千五百多种，“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钞于馆阁者”。
酷爱读书皇帝十分兴奋。然而读
几日，皇帝却发现个严重问题。为什
这万多种书中，居然没有本稍稍“反动”点书呢？
原来，在编辑部前无古人大书计划背后，还隐藏着皇帝个隐秘想法。编撰图书，弘扬“正气”，是文治中“阳”手。然而任何个重大举措，只有“阳”手是绝对不够。皇帝修此大书另个重要目是想借这个机会，调查下“反动书籍”或者说“违碍书籍”在民间收藏、流传情况，也想看看民间所藏“悖逆书籍”，到底“悖逆”成什样。他需要个通盘解，以便采取措施为后世彻底扫除那些“异端邪说”。
可是这万多本书中，居然没有字违碍，很显然，各地送书时，是经过精心筛选。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皇帝下诏指责各地*员：“乃各省进到遗书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违碍字迹之理？”
既然这个办法没有达到目，皇帝也就不再隐讳。他直接在全国发动起场“禁书运动”。皇帝命令各地大员，“再令诚妥之员前往（藏书之家）明白传谕，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并且要求各地*员严格搜缴，否则“并于该督抚是问”。
然而，禁书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对于这种容易给自己惹麻烦事，各地*员习惯于用老办法，对付拖延，拖过去再说。特别是江浙等文化大省，所报上来禁书数量寥寥，让他郁闷不已。对这些榆木脑袋老油条官僚，皇帝真是无话可说。他们完全不解他良苦用心。皇帝知道，语言力量是有限，只有事实能让人开窍。所以他直寻找机会，制造起震动全国大案，杀儆百，在地方大吏背上击猛掌，使这些颟顸家伙惊醒。王锡侯案，正撞在这个枪口上。
说起来皇帝蓄意制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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