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经巡抚、总督，直报到皇帝那里。皇帝果然对这件事十分重视，批示“知道
，从重定拟，不可姑息”。
掌握皇帝意图，地方官立刻兴起大案，追查数省，牵连多人。在办案过程中，皇帝还特意嘱咐，“绝不能叫
个罪犯漏网或者z.sha”，可见其草木皆兵之心态。
这个案子
最后处理结果，在档案中并没有记载。但是以乾隆处理文字狱贯手法，
们不难想象又有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乾隆朝这些文字狱乍看来实在无法理解。乾隆处理方式，似乎只能用“丧心病狂”四个字来形容。阅读这些文字狱档案，让人不禁怀疑疯到底是乾隆还是“案犯”。
对乾隆稍有解人都知道，这个人本身并不荒唐。他性格理智坚毅，处事精明细致，智商情商都很高。这样个人，何以做出如此不近人情事来？
其实在文字狱问题上，乾隆曾经非常通达理性，甚至还称得上宽容大度。
众所周知，乾隆父亲雍正在位期间曾经制造多起著名文字大案，比如吕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等。就像对父亲许多其他做法不以为然样，对这些文字大狱乾隆也直腹诽不已，即位后立刻拨乱反正。雍正诛杀汪景祺，直把汪头颅悬于菜市口示众。乾隆以京师首善之区，悬挂人头“有碍观瞻”为由，命人取下掩埋。接着，他又赦免吕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中许多被牵连之人，放还查嗣庭、汪景祺亲属，时天下读书人如沐春风，感激涕零。
为刹住文字狱，乾隆还采取个非常有力措施：他规定以后凡举报文字之罪者，如果举报失实，律按诬告罪反坐。
这下，文字狱风潮下子被刹住。从乾隆即位（1736年）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大清王朝文化领域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唯可以称得上文字狱就是谢济世私注经书案，而这个案子恰恰凸显乾隆宽容。原来，谢济世才华出众，却性格倔强，雍正年间，他认为朱熹所注四书有许多错误之处，遂自注《大学》《中庸》，“自逞臆见，肆诋程朱”，因此被罢官治罪，发配西域。乾隆即位，召他回朝，他迂性不改，把自撰《大学注》《中庸疏》加以整理，又献给乾隆。乾隆虽然宽大，但程朱理学是清王朝意识形态正统，他怎
能允许这样离经叛道行为，于是“掷还原书，传旨申斥”。谢济世气之下，要求辞官回家养母。乾隆对他相当迁就，没有让他辞官，而是改任他为湖南粮储道，以便他就近养母。
不料，经历这多风波，谢济世性格不改，居然在湖南公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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