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后来势力越来越盛,眼看着已成燎原之势。咸丰皇帝在用人指挥上虽然很努力,但是用人不当,布置失措,越努力形势越恶化。曾国藩内心被焦灼搅得日夜不安:“内度身世,郎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阍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31)也就是说,自度身世,在各部之间俯仰升沉,不知道最终是个什结果。再观天下,到处是贫不聊生之人。向前无法贡献自己才智于国家,退后无法很好地营谋自己出路,除直接向皇帝上书之外,还有什办法呢?
曾国藩发现,自己看错人,新皇帝并不是他想象中明君,也难成大器。而且,当几个月皇帝之后,咸丰已经显示出强烈刚愎自用性格倾向,大臣们给他提意见,常常被他当场驳回,说,大清传统,凡事乾纲独断,你们不用再废话。
曾国藩又次陷入痛苦当中。经过几个月思考,曾国藩得出个结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而要想敲打醒他,就需要把话说得重些。在强烈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曾国藩做出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道惊世骇俗《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三个缺点:
是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他批评皇帝有“琐碎”之风,“谨于小而反忽于大”(32),每天察察于小事,而且有谨慎到不该谨慎程度,而对于国家大计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深究。
所谓精于小节,是皇帝成天把精力用于挑大臣们礼仪疏漏之类小毛病。自去年以来,许多大臣因为接驾、叩头、入朝等“小节”受到处分。朔望常服之礼仪,本来已经礼部奏定,而去冬忽改为貂褂。御门常服挂珠,亦已经礼部奏定,而忽然改为补褂。由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
所谓疏于大计,是指皇帝对派往广西镇压起义人员安排不当。现在广西对太平军战事是国家最大大事,而这个大事当中,人事安排又是重中之重。但是这个重中之重,皇帝并没有处理好。曾国藩说,派往广西*员,姚莹年近七十,曾立勋名,应该重用,结果只是泛泛委用,并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基办理粮台,位卑则难资弹压。所以皇帝用人并不妥当。
此外,曾国藩还提个小问题:用兵必须解地形。现在战争已经打年,但是外边将领没有人呈进幅战争地图,宫内也没听说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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