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曾国藩不仅落了榜，还被学台“悬牌批责”(13)。
每次考试后，主考官都会挑几篇文章出来，作为范文。当然，有正面范文，也有反面典型，曾国藩的这次考卷就被当成了“反面典型”。主考官（学使廖某）说，此文是文理欠通的典型，文笔尚可，道理没讲通，大家要引以为鉴。(14)
“文理欠通”是很严重的批评。大清顺治九年（1652），给考试定了“六等黜陟法”。“文理平通者列为一等，文理亦通者列为二等，文理略通者列为三等，文理有疵者列为四等，文理荒谬者列为五等，文理不通者列为六等。”(15)
所以被“悬牌批责”为“文理欠通”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相当于被全省示众。这一下
曾国藩
其次是屈辱。科举虽然是“抡才大典”(10)，其实对读书人毫不尊重。天色尚浓黑时，就要来到考场点名。点完名，发了卷子，就要接受搜检。不但考篮里的东西得一一拿出打开，连馒头都要一掰两半，甚至还要脱掉鞋子，解开衣服，让吏役们遍体摸索。搜检完，钻进狭窄低矮的号舍，个子高点儿的站里面连腰都伸不直。正如《聊斋志异》中所描写的那样：“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吏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
当然，最痛苦的莫过于看榜时名落孙山的打击以及他人的嘲笑讥讽。曾国藩打小自尊心很强。头两次失利，他并没有感到特别难堪，一两次不中也很常见。然而第四次、第五次落第(11)，他意外地在众多“童生”中“脱颖而出”，大有取代父亲，成为湘乡县科场新焦点之势。这让他如芒在背，如坐针毡。
因此这一次，曾麟书父子都拼了命。要是再考不中，两人实在无颜再见江东父老。
压力带来动力，县试和府试，父子俩居然都顺利通过了。院试，父子俩也都感觉发挥得不错。因此出场以后，人虽然极为疲倦，但是精神都非常振奋。
院试发榜这天一大早，父子俩就满怀期待地赶去看榜。
这一次，曾麟书的大名赫然写在榜上！
曾麟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简直比范进中举还高兴。这一年，曾麟书已经四十三岁了。老曾家破天荒，五六百年，终于出了一个秀才！“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创获。”(12)
可是，曾国藩在榜上找来找去，却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他第六次落榜了。
不过，曾国藩在榜单边上的另一张告示牌上，倒是发现了自己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