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让他说说梅花党,他摇摇头不再说话,我告诉周庸报警。
录完笔录出来,周庸忽然想起一件事:“徐哥,咱刚进村的时候,那个给咱指路去学校的老头,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啊?”
我和周庸第二天又回了趟沃土村,找那个指路的老头,到的时候,他正在给孙子做饭——我们问他是否知道学校的内幕时,他表现得很平静:“家里有老有小的,我们也得吃饭啊。”
得一个月前,你卖了一个感染尖锐湿疣的男孩到泊州吗?”
黄校长点头:“你们是为他来的?”
我说:“是,是谁让他感染上性病的?”
黄校长摇摇头:“不知道,我们是要求戴套的,但总有些客人不守规矩。”
我问他二楼不是有各种性病的检测试剂盒吗?那不是给那些来嫖的人用的?
他说不是,性病的检测试剂盒是给被拐到这儿的孩子定期体检用的,如果有人得了性病,就把他们卖出去。
周庸在旁边翻着三本账本:“徐哥,你得看看这个。”
我拿起账本翻了翻,三本账本记录的是不同的生意。因为年纪稍大的孩子记事能力强,不好卖,超过十岁的孩子会被统一卖到工厂做童工。年龄低于十岁,长相较好的孩子,会被留下来卖*。长相不好或有毛病的孩子,则卖给乞丐团伙或其他人。
我翻完账本,看了看黄校长虎口的文身:“这都是你们梅花党的生意?”
黄校长抬头看我:“你知道梅花党,那还敢这么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