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让他说说梅花党，他摇摇头不再说话，我告诉周庸报警。
录完笔录出来，周庸忽然想起一件事：“徐哥，咱刚进村的时候，那个给咱指路去学校的老头，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啊？”
我和周庸第二天又回了趟沃土村，找那个指路的老头，到的时候，他正在给孙子做饭——我们问他是否知道学校的内幕时，他表现得很平静：“家里有老有小的，我们也得吃饭啊。”
得一个月前，你卖了一个感染尖锐湿疣的男孩到泊州吗？”
黄校长点头：“你们是为他来的？”
我说：“是，是谁让他感染上性病的？”
黄校长摇摇头：“不知道，我们是要求戴套的，但总有些客人不守规矩。”
我问他二楼不是有各种性病的检测试剂盒吗？那不是给那些来嫖的人用的？
他说不是，性病的检测试剂盒是给被拐到这儿的孩子定期体检用的，如果有人得了性病，就把他们卖出去。
周庸在旁边翻着三本账本：“徐哥，你得看看这个。”
我拿起账本翻了翻，三本账本记录的是不同的生意。因为年纪稍大的孩子记事能力强，不好卖，超过十岁的孩子会被统一卖到工厂做童工。年龄低于十岁，长相较好的孩子，会被留下来卖*。长相不好或有毛病的孩子，则卖给乞丐团伙或其他人。
我翻完账本，看了看黄校长虎口的文身：“这都是你们梅花党的生意？”
黄校长抬头看我：“你知道梅花党，那还敢这么对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