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原先住在胡同里，一条直线下去，一间房子连着一间房子，有的房子门口有片空地，我家就是。奶奶刨开土，种了些大葱和黄瓜。有时吃饭吃到一半，我叫一声：奶，吃饭吃得不过瘾，没有葱。奶奶就站起身来，迈着小脚，走到院子拔一棵葱，洗净放在我面前，笑说：孙子，吃完还有。谁家有这葱？
1991年年初，我十二岁，苏联快要解体，作家三毛刚刚用丝袜上吊z.sha，一伙人走进了我家的院子。为首的一个递了一张纸给我爷爷，说：大爷，看看，这是现在的政策。爷爷说：我不认字，要交什么钱？那人说：不是交钱，大爷，是给你们钱。你们整个胡同要拆迁。爷爷说：拆我们家？你敢？爷爷那时已经半身不遂，可还是奋力举起拐棍要戳对方下阴。那人后退半步说：不是光拆你们家，也不是光拆这一条胡同，这一片都要拆迁，要盖一个大超市。找认字的人看看政策吧。说完领着那伙人向下一户走去。父亲从工厂下班之后，拿起“政策”仔细读过，对我们说：说啥也没用了，准备搬家吧。
爷爷和奶奶去了J市老姑那里，前提是拆迁费要给老姑。亲人们在炕上的小圆桌上签字画押，然后爷爷和奶奶上了火车。走之前，奶奶在院子里揪了两棵葱放进了包袱里。从此之后，我再没见过他们，因为一年之内，他俩陆续死在J市。字据上写的老姑的责任是“养老送终”，养老短暂，只剩下了送终，让人始料未及。
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坐在马路边上，面前堆着大大小小的行李。那是盛夏的傍晚，蚊子在路灯底下成群结队地晃动。有几只吸了我的血逃走了，有一只被我打死在胳膊上，我从胳膊上拈起蚊子的尸体，说：爸，我们今晚要睡马路吗？凉快是凉快，可是有蚊子。父亲说：不睡马路，等我朋友来接。母亲一边检查着行李，把有些松散的绳子绑紧，一边说：你爸的这个朋友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听妈的话，以后住在你爸单位要处处小心，那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国家的，不像在家里，都是咱们自己的。还有最重要的一条，离这个老马远点。他是三只手，还是大酒鬼。我心头一惊说：爸，你的朋友长了三只手，那只手长在哪里，是前胸还后背？父亲看了母亲一眼，说：三只手不是长了三只手，是有点别的本领，而且是很多年之前的事情了。从今天起，我们先住在车间，等爸妈攒够了钱，我们就出去租房子住，但凡爸有一口气，就不让你受委屈。正说到这里，一架倒骑驴停在我们面前。上面骑着一个瘦削的中年人，可打扮得却十分年轻，腿上穿着黑色的西装裤，脚上蹬着黑皮鞋，上身穿着一件花衬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