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不完。总有那么个把螺丝等着欧维去紧一紧。
星期天他们会找个咖啡馆喝咖啡。欧维看报纸，索雅聊天。然后又是星期一。直到某个星期一，她消失了。
欧维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沉默的。或许他开始更常在心里说话。或许他快要疯了。有时他会这么想。好像他根本不想听别人对他说话，因为嘈杂的闲聊会淹没他对她声音的记忆。
他用手指温柔地抚过墓碑，就像抚过一条厚毛毯的长穗。他从来不理解年轻人整天念叨的“寻找自我”。他常听公司里三十来岁的同事这么说。他们念念不忘地就想要更多业余时间，就好像这是工作的唯一目标：做到不用再做为止。索雅曾经嘲笑欧维，说他是世上最不灵活的人。欧维不愿把它当作耻辱。他只是喜欢循规蹈矩，仅此而已。凡事都该有个规律，让人有据可循。他不理解这怎么就成了缺点。
索雅总是跟人说，八十年代中期，欧维曾在她的劝说下——这只能归因于一时精神错乱——买了一辆红色的萨博，尽管她认识他的这些年来，他总是开蓝色的。“那是欧维一生中最糟糕的三年。”索雅嬉笑道。从那以后，欧维再没开过蓝色萨博以外的车。“别的太太总是因为先生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新发型而生气，我理完发，因为看上去和平常不一样，先生几天不理我。”索雅总是这么说。
欧维最思念的就是这些。曾经平常的这一切。
他认为，做人就要做有用的人。他从来都是有用的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他做了一切社会需要他做的事。工作，从不生病，结婚，贷款，缴税，自食其力，开正经的车。社会是怎么报答他的？它冲进办公室让他卷铺盖回家，这就是报答。
某个星期一，突然他就没用了。
十三年前，欧维买了一辆蓝色萨博9-5两厢。没过多久，通用汽车的美国佬就买走了公司里最后一份瑞典人的所有权。欧维合上报纸一通脏话，一直骂到下午，之后再也没有买过车。休想让他把腿迈进一辆美国车，除非双腿连着身子都一起先进了棺材，这他们可得搞清楚。索雅当然更仔细地读了这篇报道，也反对欧维对接管者国籍的历史成见，但这于事无补。欧维已经下定决心，绝不动摇。这辆车他要一直开下去，直到车毁或是人亡。从此以后，再没有什么正经汽车了，他认定。如今那些破车里只剩一堆破电子仪器，感觉就像开着台电脑。想不违反“保修协议”擅自打开发动机盖都不可能。索雅说，欧维葬礼的那天，这辆车会伤心到熄火的。或许真会这样。
“但凡事都有个期限。”她经常会这么说。比方说，四年前医生为她开诊断书的时候，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