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啊，朋友，很乐意。”
向服务生点
两杯咖啡，但他只在吧台上放
杯。
“点两杯，”说，“另杯给这位先生。”
“哦，好，”服务生回答，“请稍等，很快就送来。”
“可你为什
不现在送来？”
之内，每隔六小时来到指定
咖啡馆。坐在那里，耐心静候，重读遍《消失足迹》——那本乘飞机时护身符。让久候联络人终于来，是个二十岁左右天使般姑娘，穿着公馆女子中学那种矫揉造作校服，在倒数第二个赴约时间赶来，传达下步指示：当天下午六点，在波塔雷斯街上有名亨利之家餐厅见面，赴约时，要手拿份《信使报》和本连环画杂志。
迟到几分钟，因为出租车遇到街头游行队伍，无法前行。紧随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在康塞普西翁自焚事件，场新反独裁和平抗议运动兴起。警察用高压水枪驱散示威人群，两百多名抗议者浑身湿透，但仍抵在墙壁上，无畏无惧，高唱爱颂歌。虽然这场崇高示威抗争让深受感染，但仍不得不遵照女学生指示，赶到餐吧，坐在高脚凳上阅读《信使报》社论版。按约定，有人将靠近问：“您喜欢读社论版？”应该回答说是。对方再问，为什喜欢读？再回话：“因为有经济信息，对职业有帮助。”不久就应当起身离开餐厅，门外会看到辆等候汽车。
把社论版从头到尾读三遍，这时有人从身后走过，并用胳膊肘在腰上轻轻撞下。在心里说：“就是他。”看看那人，是位大概三十岁男子，肩背宽阔，正慢吞吞地往卫生间走。想这可能是暗示，想让跟他到卫生间那边接头，但坐着没动，因为他还没说暗号。直留意着卫生间，直到那人出来，经过背后，又像上次那样轻轻碰下。于是转过身，望着他脸。那人长着酒糟鼻，嘴唇发紫，眉头有好几道伤疤。
“喂，”他说，“你过得怎样？”
“好，挺好。”对他说。
“是，”他说，“马上给他送来。”
但咖啡仍旧没来。更怪是，旁边男子似乎并不在意。遇上这种咄咄怪事，不免紧张起来。那人把手搭在肩
他在旁边吧椅上坐下来，用熟络口气跟攀谈起来。
“你还记得吗？”
“当然，朋友，”顺着他话往下说，“怎能忘。”
就这样，们对话持续几分钟，动作明显地露出报纸，提醒他说暗号。但他没留意，仍旧坐在身边，望着。
“那，”他开口道，“请喝杯咖啡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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