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关乎自己阵营的命运，也牵系着整个国家的前途。自此，一场不可逆转的疾风骤雨般的巨变发生了，其高潮就是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总统的时刻。
蒙特港拍摄完毕后，整个南方的拍摄计划也圆满结束了。荷兰组携带充足的素材取道巴里洛切，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将这批胶片带给身在马德里的艾丽；而我选择在一个怡人的夜晚，搭乘夜车只身前往塔尔卡。当晚没什么值得记录的，除了我把烤鸡原封不动地退回了餐车，因为鸡肉外皮太硬了，一刀也切不下去。在塔尔卡，我租了一辆车，驶向科尔查瓜谷地中央的圣费尔南多城。
在小城的武器广场上，任何一个地点、一棵树、围墙上的一块砖石，都能让我回想起童年。当然，除了这些，更令我怀旧的是小学的旧楼，我就是在那里学会了读写。我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来，拍了些照片，或许可以在影片中穿插使用。广场上逐渐充满了上学的孩子们的欢闹声。有些孩子在相机前摆姿势，有些伸出手掌遮住镜头，一个小姑娘摆了几个舞蹈动作，姿势很专业，我情不自禁地请她在更合适的背景前再跳一遍。突然几个孩子坐到我身旁，对我说：
“为祖国的未来拍张照片吧。”
这句话一下子触动了我，因为它呼应了不久前我在“吉卜赛女郎”牌空烟盒上写下的一句话：“我敢断言，每个智利人都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期许。”尤其是孩子们这一代，他们无从了解祖国与现今不同的另一个时代，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自身的命运满怀信念。
我跟智利摄制组约定，上午十一点半在游击队员桥边见面。我准时到达右岸，看到摄影机已在对岸架好。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四处弥漫着树丛间百里香的芬芳，在故乡，我从未像此刻这样气定神闲，流亡的痛楚也淡去了。此时，我已解掉另一个自己的领带，脱去英式西装，重新换上夹克和牛仔裤，还原成本来的我。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后的两天，我很庆幸我没刮胡子，重新长回的胡子是我恢复本来身份的明证。
我意识到摄影师正从取景器里看我，于是走下车，慢慢走过桥面，让他们有时间拍摄，而后，在这些男孩子的热情和早慧的激励下，我逐一向所有人打招呼。他们年轻得让人难以置信——十五岁，十七岁，十九岁。小组负责人、导演里卡尔多年龄最大，二十一岁，其他人管他叫“老家伙”。几天以来，没有什么比获得他们的支持更让我感到振奋的了。
就在那里，大家倚着桥上的栏杆，拟定了拍摄计划，须臾便投入工作。应该承认，我当天的计划有些偏离了最初目标，更准确地说，是顺从了童年的回忆。我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