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不必说话。他脸上的表情,悄然无声的房间,摆在桌上的X光片和化验结果已经让一切不言自明。医生的办公室位于哈利街尽头,装修颇有格调。两个男人面对面坐着,彼此都心知肚明,他们已经进入了戏剧的最后一幕,而这一幕之前不知已经在心里反复排练了多少次。六个星期以前,他们还不认识对方,现在却产生了最亲密的交集。事关生死,一个传信,一个接信。两个人都控制着脸上的表情,没有表现出太多情绪。这也是他们绅士协议的一部分:尽全力让喜怒不形于色。
“本森医生,我想问问,据你判断我还剩下多长时间?”阿提库斯·庞德问道。
“很难给出准确的时间,”医生回复说,“恐怕你体内的肿瘤已经恶化,要是早点发现,手术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而现在……”他摇摇头,“我很抱歉。”
“大可不必。”庞德的英语无可挑剔,用词地道,显然这位外国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每个音节都发音清晰,就像是在为他的德国口音致歉。“我都六十五岁了。我活了一大把年纪,可以说,从很多方面来看,我这辈子都算没有虚度。在此之前,有许多次我都预料到自己要死了。甚至可以说,死亡一直与我如影随形,总是慢两步跟在我身后。而现在他终于赶上我了。”他张开双手,挤出一个微笑,“我和它已经是老朋友了,我没有理由惧怕它。但是,我有必要安排一下后事,把它们理清楚。因此,为了心里有个数,按正常估计……我还剩下几个星期还是几个月?”
“呃,恐怕你的病情会每况愈下。头痛会更加严重。疾病可能会突然发作。我可以发给你一些资料,帮助你了解大致的情况,我再帮你开一些强效的止痛药。你或许需要考虑接受专业护理,我可以推荐汉普斯特德的一家护理机构,非常不错。它是由居里夫人基金会经营的。等到后期,你会需要人时常照顾。”
这些话犹如石沉大海。本森医生打量着他的病人,脸上充满掩饰不住的困惑。阿提库斯·庞德的大名他自然如雷贯耳,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一名二战中的德国幸存者,曾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被关押了一年。他被逮捕的时候,是柏林或者是维也纳的一名警察;等他来到英格兰后,他成了一名私家侦探,协助警方破获过无数起案件。他看上去不像一名侦探。他身材矮小,双手交叉放在身前。他穿着一身深色西装,内搭白色衬衫,系着黑色窄边领带,鞋擦得油光锃亮,十分干净整洁。如果他不是事先知晓他的身份,可能还以为他是一名会计——就是那种为家族企业效劳、绝对可靠的类型。还不止如此。甚至在他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