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说什
定要收现钱、可着三成
上限放贷等等等等，最可怕是，他们在执行青苗贷时候，常常会直接改为恶意摊派，更有部分恶吏，这种政策和其他政策在他们手里没有任何区别，都只是自己用来兼并土地、讹诈钱财手段而已……甚至，青苗贷用起来更方便，更具操作空间而已。
故此，对于老百姓来说，和尚、道士、豪商、地主或许还是可以讲人情，可以用宗族、街坊来进行定约束对象，是可以用小米加鲜鱼当利息大善人；可官府，却是动辄让人破家灭门丧门星，不缺钱，硬逼着你贷，放出去是发霉种子，收回来时候却是指明
要现钱，敢说个不字，立即让你去充劳役……即便是有些许恶霸、恶僧、恶商、恶道，怕也是跟官府先行勾结，才能恶起来。
于是乎，旦考虑到皇权-官府-基层官吏才是真正大恶人这个设定，那即便是法河用来给高利贷做辩护‘贫富相济’也都会变得似乎有道理起来。
毕竟，老百姓贫苦至极，真到青黄不接和春耕备种时候，真就需要借贷周转。
而在老百姓眼里，动辄会破家灭门三成青苗贷，远不如往附近寺庙借个四成
，也就是赵官家开始时候，还有张浚，跟眼前陈康伯样，坚持认为，《青苗法》失败是触及到有产者核心利益，引来有产者和旧党联盟，所以失败是纯粹政治上失败。
眼下未必不能施行。
而与此同时，几乎每个老成务实*员都对此持坚决反对态度……吕好问、赵鼎、刘汲、李光，甚至包括如今职责在军事多些却又有着丰富地方执政经验陈规，都坚决而明确表达态度，那就是《青苗法》失败，跟法规本身是有直接关系。
《青苗法》本身就是不行。
问题出在哪里呢？
道理越辩越明，在争论许多次，做许多笔记后，此时赵玖早已经想明白关键所在，并且渐渐改变态度，然后与几位宰执在大略上达成共识，或者大家说相互说服对方——问题其实在于官僚体系。
而官僚体系与《青苗法》失败关系又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
首先，是皇权不下乡，作为皇权延伸，执行法律官僚体系真要是依法依规话，是无法在乡间跟这些有产阶级对抗，老百姓也更信任和服从这些寺庙、地主，而即便是在市井中，基层官吏也很难与经营多年豪商抗衡。
从这个角度来说，确系是反动势力太过强大。
然而与此同时，不得不承认点是，与寺观、地主、豪商相比，官僚末梢，或者说基层官吏恐怕才是这个时代最反动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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