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但无论如何，这是
种通行
事实，而且为朝野所认可。所以，若不明令禁止，则有可能在大事不交群臣议决时反而遭受非议。是故，李斯主张禁议论，首先便是废止
最具有传统根基“下群臣议事”习惯程式。这便是李斯所说“禁之便”（禁有好处）实际所指。中央国府取消议事传统程式，流播民间种种议论便没有强大传递渠道，帝国决策便很容易保持致。从当时情形看，禁议事不能说没有合理性。
其二，禁止民人私议政事，尤其严厉禁止“以古非今”，明定“以古非今者，（灭）
族！”这个民，是朝臣之外所有民众，其本意目标当然首指士人阶层。就事实而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次以强权镇压民众言论重大事件，其负面影响极为深远。然则，值得注意是，这禁令明确指定非议秦政具体所指：以古非今。从尊崇革新维护革新意义上说，它充满不惜以强大权力维护新政成果坚定性，最大限度地张扬战国时代“法后王”变革精神。但是，禁止议论政治本身，却也开启思想专制先河。从史料角度说，尚未发现帝国时期真正因“以古非今”言论而被灭族记载。这事实间接地证明：这法令威慑意义大于实际执行强度。
其三，焚烧史书及民间所藏诗、书，期限为三十天。这政令当时含义很清楚：根除攻讦秦政根基依据。李斯庙堂对策及其政令，也都同时明确豁免方面：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此列，官府藏书不在此列，法令典籍不在此列，秦国史书不在此列，各种政令典籍与理财资料（图书计籍）等不在此列。后来史料证实，这道政令在实施中远远没有政令本身那般彻底。真正天下典籍，除藏于洛阳周室先秦史书损毁最大，可说是基本不存外，其余百家典籍并未损毁多少。主要原因在两处：则是官府收藏诸子百家典籍仍在，二则是散布天下民间藏书不可能被全部收缴。东汉王充《论衡·书解篇》云：“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通志·卷七十》云：“（先秦典籍之丧失）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刘大魁之《海峰文钞·焚书辨》云：“六经之亡，非秦亡也。（秦防儒者）
道古非今，于是禁天下私藏诗书百家语，博士之所藏俱在，未尝烧也。”李斯奏对中分明说民间百家语在焚烧之列，何有王充等“不燔诸子”之说？只能说明，这道政令在实际执行中是有着很大弹性。毕竟，这道政令本质目标是与复辟暗潮相呼应“道古非今”政治思潮，而不是藏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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