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望着我,脸上带着恳求的样子,向福尔摩斯说:“可是,他愿意去吗?”
我赶紧说:“为您效力,我感到很荣幸。”
她说:“我没有别的朋友可帮忙,能有你们二位助我,真是太谢谢了。我六点钟来这儿,可以吗?”
福尔摩斯说:“最晚六点钟,我们等你,还有一件事,信上的笔迹和寄珠子的纸盒上的笔迹是一个人的吗?”
摩斯坦小姐取出一张纸说:“都在这呢。”
古玩。”
“在伦敦,你父亲有朋友吗?”
“有,驻孟买陆军第34团的舒尔托少校,同我父亲在一个团里,我只知道他。他退伍较早,住在上诺伍德。我向他打听过这件事,他压根儿不知我父亲回国了。”
福尔摩斯说:“真是奇怪。”
“更奇怪的事在后面呢。大约六年前,也就是1882年5月4日,我在《泰晤士报》上发现了一则广告,征询我的住址,那上面说若是我回复他,会对我有好处。可是广告下面既没署名也没地址。那时,我是希瑟尔·福里斯特夫人家的家庭教师。根据她的建议,我把地址登在报纸上。奇怪的事发生了,当天邮递员送给我一个小纸盒。我打开盒盖,发现里面有一颗上等的珍珠,盒里却没有一个字。从这之后,我每年都会在这一天收到珠子,而且是一样的珠子,一样的纸盒。我却一直没有找到寄珠人的线索。行家们都说这些珍珠很昂贵。你们看,确实不错。”摩斯坦小姐一边说,一边打开了她随身携带的盒子,里面放着我今生从未见到过的炫目的珍珠。
“你考虑得很周全,在我的委托人里,您确实是模范了。好了,咱们比较一下吧。”他把信纸全铺在桌面上,一张一张地对比着继续说道:“除了这个信封之外,笔迹全是仿写的,但是都出于一个人的手笔,这一点毫
福尔摩斯说:“很有趣,还有别的情况吗?”
“有,这正是来向您求教的原因。今天早上,我接到这封信,请您自己看看。”
福尔摩斯说:“谢谢,请您把信封也给我吧。邮戳,伦敦西南区的。日期,9月7日。哦,角上有一个大拇指印,可能是邮递员的。纸很好,这样的信封,一扎得六个便士,写信人对信纸和信封都挺讲究的,可惜没有发信人的地址。信上写:‘请在今晚7点钟到莱希厄姆剧院处左边第三个柱子前等我。若您怀疑,请偕友二人同来。您受了委屈,定将得到公道。千万别带警察,带来恕不相见。您的未署名的朋友。’很有趣,摩斯坦小姐,您准备怎么办呢?”
“我正是要向你讨个主意的。”
“怎么不去呢?信上说,两位朋友,您和我,还有华生,我和华生一直在一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