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望着我，脸上带着恳求的样子，向福尔摩斯说：“可是，他愿意去吗？”
我赶紧说：“为您效力，我感到很荣幸。”
她说：“我没有别的朋友可帮忙，能有你们二位助我，真是太谢谢了。我六点钟来这儿，可以吗？”
福尔摩斯说：“最晚六点钟，我们等你，还有一件事，信上的笔迹和寄珠子的纸盒上的笔迹是一个人的吗？”
摩斯坦小姐取出一张纸说：“都在这呢。”
古玩。”
“在伦敦，你父亲有朋友吗？”
“有，驻孟买陆军第34团的舒尔托少校，同我父亲在一个团里，我只知道他。他退伍较早，住在上诺伍德。我向他打听过这件事，他压根儿不知我父亲回国了。”
福尔摩斯说：“真是奇怪。”
“更奇怪的事在后面呢。大约六年前，也就是1882年5月4日，我在《泰晤士报》上发现了一则广告，征询我的住址，那上面说若是我回复他，会对我有好处。可是广告下面既没署名也没地址。那时，我是希瑟尔·福里斯特夫人家的家庭教师。根据她的建议，我把地址登在报纸上。奇怪的事发生了，当天邮递员送给我一个小纸盒。我打开盒盖，发现里面有一颗上等的珍珠，盒里却没有一个字。从这之后，我每年都会在这一天收到珠子，而且是一样的珠子，一样的纸盒。我却一直没有找到寄珠人的线索。行家们都说这些珍珠很昂贵。你们看，确实不错。”摩斯坦小姐一边说，一边打开了她随身携带的盒子，里面放着我今生从未见到过的炫目的珍珠。
“你考虑得很周全，在我的委托人里，您确实是模范了。好了，咱们比较一下吧。”他把信纸全铺在桌面上，一张一张地对比着继续说道：“除了这个信封之外，笔迹全是仿写的，但是都出于一个人的手笔，这一点毫
福尔摩斯说：“很有趣，还有别的情况吗？”
“有，这正是来向您求教的原因。今天早上，我接到这封信，请您自己看看。”
福尔摩斯说：“谢谢，请您把信封也给我吧。邮戳，伦敦西南区的。日期，9月7日。哦，角上有一个大拇指印，可能是邮递员的。纸很好，这样的信封，一扎得六个便士，写信人对信纸和信封都挺讲究的，可惜没有发信人的地址。信上写：‘请在今晚7点钟到莱希厄姆剧院处左边第三个柱子前等我。若您怀疑，请偕友二人同来。您受了委屈，定将得到公道。千万别带警察，带来恕不相见。您的未署名的朋友。’很有趣，摩斯坦小姐，您准备怎么办呢？”
“我正是要向你讨个主意的。”
“怎么不去呢？信上说，两位朋友，您和我，还有华生，我和华生一直在一起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