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已经把你的情况说清了。”福尔摩斯说，“这位华生大夫是我朋友，在他面前，你不必拘束，请你把同霍斯莫·安吉尔先生的事情全告诉我们吧。”
萨瑟兰小姐害起羞来，手不停地搓着外衣的镶边。“第一次遇见他是在煤气装修工的舞会上，”她说，“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们总要送票给他。父亲去世后，他们就把票送给我母亲。温迪班克先生不让我去跳舞，他从不让我们到任何地方去。他甚至对我去教堂做礼拜也会很生气的。可那一次我下决心要去。我就是要去，他凭什么不让我去？他说，那里会有父亲的朋友，我们遇到那些人会尴尬。他还说，我没有合适的衣服，而我那件紫色绒衣，一直放在柜子里。后来，他出公差到法国去了。母亲和我，还有从前是我们工头的哈迪先生，我们一起去了舞会。就是那次舞会，我遇
，也不让我找您，他只是一个劲儿地说：‘没事，没事。’我气得不得了，穿上外衣就来找您了。”
“你父亲一定是你继父吧，”福尔摩斯说，“你们不是同姓。”
“对，是我继父，很可笑，他竟然是我父亲，他只比我大五岁零两个月。”
“你母亲还健在吗？”
“是的，她还健在，我父亲刚死不久，她就又结婚了，而且丈夫比她小十五岁，这让我很恼火。父亲生前在托特纳姆法院路做管道生意，他留下一个相当大的企业，由母亲和哈迪先生继续经营。温迪班克先生一来就强迫母亲卖掉这个企业，温迪班克是个推销酒类的旅行推销员，很高人一等的模样，他们把产权和经营权全卖掉了，只得了四千七百英镑，要是父亲还活着，准能卖个比这好得多的价钱。”
我本以为福尔摩斯对这样无头无脑的叙述会厌烦的，不料，他竟听得很认真。
“你的那点收入是从这个企业得来的吗？”福尔摩斯问。
“不是的，先生。那是另一笔收入，奥克兰的奈德伯父遗留给我的。是利率为四分五的新西兰股票，股票金额有两千五百英镑，但我只能动用利息。”
福尔摩斯说：“我对你的所说很感兴趣，既然你除了工作挣的钱外，还能提取一百英镑的巨款，你完全可以外出旅游，过很舒服的生活，我知道，一位独身女士每年有六十英镑就可以过得很好了。”
“哪怕没六十英镑，我也能过得很好。不过，福尔摩斯先生，你不知道，我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所以我在家里住的时候，他们就用我的钱。当然，这是暂时的。温迪班克先生把我每季度该得的利息，准时提出来交给我母亲，我觉得光用打字挣的那点钱就能过得很好。每打一张挣两便士，一天往往能打十五到二十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