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已经把你的情况说清了。”福尔摩斯说,“这位华生大夫是我朋友,在他面前,你不必拘束,请你把同霍斯莫·安吉尔先生的事情全告诉我们吧。”
萨瑟兰小姐害起羞来,手不停地搓着外衣的镶边。“第一次遇见他是在煤气装修工的舞会上,”她说,“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们总要送票给他。父亲去世后,他们就把票送给我母亲。温迪班克先生不让我去跳舞,他从不让我们到任何地方去。他甚至对我去教堂做礼拜也会很生气的。可那一次我下决心要去。我就是要去,他凭什么不让我去?他说,那里会有父亲的朋友,我们遇到那些人会尴尬。他还说,我没有合适的衣服,而我那件紫色绒衣,一直放在柜子里。后来,他出公差到法国去了。母亲和我,还有从前是我们工头的哈迪先生,我们一起去了舞会。就是那次舞会,我遇
,也不让我找您,他只是一个劲儿地说:‘没事,没事。’我气得不得了,穿上外衣就来找您了。”
“你父亲一定是你继父吧,”福尔摩斯说,“你们不是同姓。”
“对,是我继父,很可笑,他竟然是我父亲,他只比我大五岁零两个月。”
“你母亲还健在吗?”
“是的,她还健在,我父亲刚死不久,她就又结婚了,而且丈夫比她小十五岁,这让我很恼火。父亲生前在托特纳姆法院路做管道生意,他留下一个相当大的企业,由母亲和哈迪先生继续经营。温迪班克先生一来就强迫母亲卖掉这个企业,温迪班克是个推销酒类的旅行推销员,很高人一等的模样,他们把产权和经营权全卖掉了,只得了四千七百英镑,要是父亲还活着,准能卖个比这好得多的价钱。”
我本以为福尔摩斯对这样无头无脑的叙述会厌烦的,不料,他竟听得很认真。
“你的那点收入是从这个企业得来的吗?”福尔摩斯问。
“不是的,先生。那是另一笔收入,奥克兰的奈德伯父遗留给我的。是利率为四分五的新西兰股票,股票金额有两千五百英镑,但我只能动用利息。”
福尔摩斯说:“我对你的所说很感兴趣,既然你除了工作挣的钱外,还能提取一百英镑的巨款,你完全可以外出旅游,过很舒服的生活,我知道,一位独身女士每年有六十英镑就可以过得很好了。”
“哪怕没六十英镑,我也能过得很好。不过,福尔摩斯先生,你不知道,我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所以我在家里住的时候,他们就用我的钱。当然,这是暂时的。温迪班克先生把我每季度该得的利息,准时提出来交给我母亲,我觉得光用打字挣的那点钱就能过得很好。每打一张挣两便士,一天往往能打十五到二十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