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刑侦专家的眼光来看，”福尔摩斯先生说道，“自从莫里亚蒂教授死后，伦敦变成了一座十分无趣的城市。”
“我想没有多少市民会同意你的看法。”我回答道。
他笑着说道：“对，对，我不应该这样自私。”然后把椅子从餐桌边移开，“当然了，这对社会是很有益的，除了可怜的专家无事可做外，无人受损失，在那个人正活动的时候，你几乎能在每天晨报上发现很多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且，在通常哪怕只有一点点极小的线索，一个模糊的迹象，已足够告诉我们这个狠毒的匪首在何方？就像蛛网边缘有轻微的颤动，会使你联想到隐藏在网中央的那只可恶的蜘蛛。对于掌握了线索的人来说，哪怕是很小的随意的,bao行或者目的不明的行凶，都有可能和生活连成一个整体。对于一个研究上层黑社会的学者来说，欧洲所有别的首都都不具备伦敦的有利条件。可现在……”他耸耸肩膀，用很幽默的方式表示对他自己也花了不少精力而造成的现状感到不满。
我现在说话的时候，福尔摩斯已经回国好几个月了。我照着他的意思，转让了我的诊所，搬到了贝克街的旧寓所。一个姓弗纳的年轻医生把我在肯顿开的一家小诊所购买下来。他毫不犹豫就付了我冒昧提出的最高价。真让我感到奇怪。几年以后，当我发现他实际是福尔摩斯的一位远亲，钱事实上是他筹措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
就在我们合作的那几个月中，时光并非像他说的平淡如水。因为我粗略翻了一下我的笔记，就挑出了其中发生的前穆里罗总统文件案和荷兰轮船“弗里斯兰”号的案件，后者差点让我俩丧命。不过福尔摩斯性格中有冷静、自重的一面，一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赞美。他使用最严厉的规定约束我不说一句关于他功绩的话。我已经解释过了，直到现在才撤消了这方面的禁令。
在发了一通古怪的议论后，福尔摩斯先生靠在椅背上，悠闲自得地打开报纸，这时，一阵吓人的门铃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之后便是一阵激烈的敲门声，如同有人用拳锤门。门开了，我听到有人冲过过道，冲上楼来的急促脚步声。没过一会儿，有一个脸色苍白、头发散乱的年轻人，疯狂冲入屋内，双眼满是激愤，浑身发抖，他环顾四周后看见我们，在我们的逼视下，他似有歉意。
他大声说道：“两位先生，实在对不起，哪一位是福尔摩斯先生，请千万别责怪我，我就要病了，我便是那个倒运的约翰·赫克托·麦克法伦。”
他这种自我介绍的方式很特别，但是从我同伴的表情来看，并没有引起多大震动，福尔摩斯似乎毫无反应。
“亲爱的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