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待狗的观点也如此，对于一个家庭的生活，狗能反应得很真实。欢快的狗代表着家的欢愉，那么忧郁的狗一定在不愉快的家庭，凶狠的人一定有凶残的狗，危险的狗一定有一个危险的主人，
我的朋友福尔摩斯一向都希望我将普莱斯伯利的怪事公布于众，至少这样可以抵销一部分谣传。二十多年前这件事曾经在剑桥大学传言，并扩散到了伦敦的学术界，但总有些原因，让我不能公开它，所以这件事便在满是福尔摩斯案件资料的铅制盒子中埋藏了起来，现在，我才被允许将此案公布，那是福尔摩斯在快退休之前办理的案件，纵然在今天也要小心撰写，不可无中生有。
1903年9月的一个星期日晚上，福尔摩斯用不叙详情的习惯给我写了一张条：
有无时间都请来一趟。
S．H．
我们的关系在他晚年时很不一般。他有很多习惯，经常被它们支配，这其中有些很难更改，且不顾及大局，写纸条是这之中的一个习惯，此时我就像他的提琴、烟丝、很旧的烟斗、旧的案例目录，还有不怎么好的习惯。我的用处显现出来的时候，也正是他感到办案吃力并在一旁有勇气提供给他的时候，但我不光有这样的作用。在他思考问题的过程中我就像一块磨刀的石头，在我面前，他向来喜欢理顺他的思路，因为我可以刺激他的思想活动。有时，他也不一定对着我讲或许也对着墙讲，但无论如何，时间久了，习惯了对我讲话。我的行为举止对他多少会有些帮助，有时因为我的头脑反应慢些，但恰恰是这样才能有效激发他的思维拓展，将灵感迸发在我们的高尚友情中，我只起了如此微小的作用。
我来到他的居所贝克街，他在沙发上缩着身子高拱着腿，口里抽着烟斗，深深地皱着眉，好像在想一个问题。如此这般，他一定在考虑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他示意让我坐在我经常坐的那个沙发上，除此就没有表示看见我在场，大约半小时后，突然他从思考中恢复了常态，用早已习惯了的古怪笑容迎接我。
“华生，请别在乎我的深思，昨天，有人对我说了一些奇特的事，它让我想到了另外很有意义的东西。我想写一篇关于狗在侦查工作中用途的小论文。”
“可是这个似乎有人已讨论过了，”我说：“你看，比如猎狗、警犬。”
“不，华生，不是这方面的，这个谁都明白，但这还有更奥妙一点，不知道你是否记得你用让人害怕的方法，将铜山毛榉案处理那回，我特别注意了小孩子大脑反应活动的方法并用这个结果来从逻辑上判断那个自负却又有面子的父亲有什么样的犯罪习惯。”
“噢，我当然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