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2 / 3）

住进他父亲在佩罗卡连特小屋，那里可以俯瞰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在之后岁月中，他共养育三个孩子。离异两次后，他最终定居在圣菲，以承包工程和做木匠为生。彼得从未张扬过他与“原子弹之父”关系，有时他会以环保人士身份为抗议该地区核废料污染挨家游说，即便这时他也从未提及过自己父亲。

父亲去世后，托妮陷入迷茫。“托妮总是觉得自己不如姬蒂，”瑟伯尔回忆道，“姬蒂对她生活干涉过多，以至于托妮从未独立过。”她强势母亲逼迫她去读研究生，但过段时间她就退学。她曾度独自住在纽约市间小公寓里，但她几乎没有什亲密朋友。最终，她搬出自己公寓，住进瑟伯尔位于河滨路间大公寓，她住是间里屋。1969年，她利用自己语言能力，在联合国找到份三语翻译临时工作。“她可以毫不费力地在不同语言间切换，”萨布拉·埃里克森回忆说，“但不知怎，她人生总是事与愿违。”这个职位需要获得安全许可，联邦调查局对她展开全面调查，他们重新翻出过去所有对她父亲指控。对个自尊心脆弱人来说，这肯定是次让人痛苦并充满嘲讽打击，但她始终也没能获得安全许可。

托妮最终回到圣约翰岛，并且认命地在岛上安家。“她留在圣约翰岛是个错误，”瑟伯尔说，“意思是，待在那里太受限制。在那里，没有人可以和她交流，真……没有和她年龄相仿人。”托妮结两次婚，又离两次婚，她幸福总是那短暂。自从联邦调查局否决她职业选择，她似乎就再也没能重新站起来。

第二次离婚后，她和刚到岛上琼·凯瑟琳·巴拉斯成好友，巴拉斯比托妮大8岁。与巴拉斯等人在起时，托妮很少谈论她父母。“但当她提到她父亲时，”巴拉斯回忆道，“总是充满爱意。”她经常戴着奥本海默送她扎马尾头绳，如果不小心放错地方，她就会非常不安。她不愿谈论1954年听证会，只是偶尔会提到“那些人毁她父亲”。

但很显然，她仍对父母心存芥蒂。有段时间，她在圣托马斯岛看过位精神科医生，她告诉自己朋友因加·希利维尔塔，这段经历帮助她理解“她对父母怨恨源于他们总把她当小孩子”。她阵阵会陷入抑郁。有天，她下定决心要自溺，于是从鹰巢湾向卡瓦尔岩游，奥本海默骨灰坛就躺在那里海底。她在海里游很久，然后就像她后来跟位朋友吐露那样，她突然感觉好多，又转身游回岸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