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代
个人主义，身份政治也取代公民政治。尤其是在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
成功、“罗斯福体制”最终衰落等因素使得自由左翼将身份政治作为主要政治话语与组织基础，寻找并维护某种狭隘而排他自
身份取代对某种集体政治愿景求索。这无非是增强以个人主义为道德基础新自由主义政治，在麦克·里拉看来是
种“假政治”，其本质是“反政治”，和“里根主义”并无区别(Lilla2018，60—95)。在经济层面，把每个当下价值提取出来并即时变现成为主导原则，这点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经济普遍金融化中得到绝佳体现（欧洲更晚些）。在股东g,m之后，公司股价成为衡量绩效最终标准，美国企业管理阶层不再努力建立个具有长期经济价值、可持续发展、有社会影响公司，而是致力于抽象出个可以在股票市场上转手变现或是至少能使其保持有利市场地位“概念”（何柔宛2018）。而消费主义对商品即时价值追求以及对其可即时抛弃属性需求，也是这种经济-时间精神另面(Hartog2015，113)。
历史性体制
[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著
黄艳红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0)
在这种时间性中，所有人都成为当下囚徒，所有政治性实践和思想性发问，都无例外地从当下开始，又以当下为终结。阿赫托戈在2003年写作《历史性体制》书时指出，到们21世纪，当下主义似乎无法弥合有关历史“经验”和有关未来“期望”之间差距(Koselleck2004)，此间产生种种矛盾和无措，似乎已把当下主义所有能量耗尽，使其难以保持当下霸权地位，亦无法再维持这时间性中过去、当下与未来之间显而易见关系。这正是阿赫托戈所谓“时间危机”(crisisoftime)(Hartog2015，16—18)。显然，在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平顺和阶级关系相对缓和时期，特定时间范式往往被当作种默会知识，很少成为公共讨论焦点。而当社会秩序巨变，既有政治安排崩坏情况下，对于危机感知和重新关注，往往首先是从对时间危机体察开始——这是政治和经济层面危机前提。
由此可见，从本雅明到阿伦特写作时期，西方正经历这样时间危机。此后，为应对危机，新时间性得以发展和制度化，为社会—文化生活提供新基础。而目前西方世界（某种程度也包括中国）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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