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对其中
些核心概念进行真正
“历史化”，因而在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恰恰可能是“非历史”和“反历史”。实际上，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区，中国社会所面临基本政治经济条件并不是成不变，基本文化和感觉结构也经历
重大变迁，社会网络形态也在不断重组和再生产。具体历史研究只会消解这些研究者建构抽象概念和想象物，比如“家”（而非实证意义上家庭）、“差序格局”等等，其背后强烈道德规训力量也会减弱。再退步来说，这些概念如果仅仅作为文化遗存，是否还能继续滋养当代中国人物质与精神生活，也要打个大大问号。“文化基因”或“文明基因”这种说法是自相矛盾，历史社会学家不应该不加检视地频繁使用。某种文化和相关社会关系延续，需要在具体社会情境和定权力结构中，通过个体对具体情境次次重新评估，遍遍地被重新生产出来——这和生物学意义上基因遗传是根本不同。<注："“二战”之后，自然科学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开始处理社会因素和情境性变化，比如“测不准定律”就是典型。就生物学来说，近年来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发展充分说明，基因表达在DNA之外，还受到化学环境、母体效应影响，因而遗传是基因和非基因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因之，并没有什
文化和社会关系模式是被事先编码且恒常不变。如果从社会学角度出发，
们研究重点应放在其维系或变革背后具体历史情境。事实上，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直在不断探索现代化实现方式，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更是在不断实验和实践如何应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下生活方式，这难道不是种本土性吗？本土性必然会和现代性矛盾吗？另方面，中国经济与社会安排本身也溢出中国这地理和文化空间，不同程度地影响全世界。反过来说，如果把“西方”作为种文化/权力概念，而不是简单地理概念来看待，中国内部出现“西方性”也很正常，就如同西方社会中某些部分也可能是非西方。因此，们很难说有种社会科学是可以专门阐释中国，也很难说西方社会科学就完全无法解释中国社会——这种“二分法”是无效。某些历史社会学对于本土历史性想象和建构，实际是用种更古早、想象历史，来替代当下实践以及与当下联系更为紧密历史，从而期待并规范未来。不得不说，相比21世纪初以甘阳(2007)为代表“通三统”保守主义方案，这些方案更为退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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