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原本应该配家里的远房表妹李香香。不想**党给了贫苦农民王贵深造的机会，尽管王贵高考的时候数学吃了鸭蛋，但凭着傲人的英语和语文成绩，堂而皇之地进了省城大学的外语系，主修英国文学。
那时候安娜是落魄的凤凰。刚下放回来，坚持着没嫁给村长的儿子，没和群众打成一片。调回城的时候已经是二十六七的大龄女青年了，被分在省城的皮革厂做了一名臭皮匠。
安娜原本不信命，但经过几年上山下乡的洗礼，她已经彻底成为宿命论者。当年她在省城里是科技大学预科班的班长，满脑子就是当科学家和出国留学的梦想。没想到毛老先生一句话，就把她一生的理想葬送了。她觉得自己的命如同一架滑翔机，从出生起就在走下坡路。她小时候是有奶妈的，在大上海被黄包车拉着看包厢沪剧。沪剧界响当当的头牌花旦是她的小奶奶，给她爷爷做小。她家以前在上海有一栋大洋房，她和姐姐住在顶楼一间尖顶、有半圆阳台的欧式阁楼上，和叔叔婶婶们的孩子一起跟奶奶生活。妈妈则每天招三姑六婆打麻将。这些都是听她妈妈我的外婆讲的，她自己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只记得自己曾经有一件白纱软缎的衣裳。
不过幸福的回忆总不久长，余韵是颗泡泡糖，还没咂出甜味就过去了。没多久安娜就跟着爸爸妈妈到安徽那个穷地方支援建设。她常说，这都是命啊！当年很多人往香港台湾逃的时候，她爹已然在香港混上了一官半职，却因舍不得上海如花似玉的老婆和几个伶俐孩子，硬是逆流而上回了上海。于是也省却了一段两地分隔的日子，要苦大家就苦在一起，不必挨到90年代才能去中央电视台“天涯共此时”里寻亲。安娜每每看到电视里“刘老先生寻找失散多年的女儿，他是1949年去台湾的，当时女儿只有两岁……”的时候，就感叹爹当年还不如带她去了香港算了，现在再回头寻找她姐姐，也不会有我们这两个讨债鬼。
安娜到安徽的时候才十一岁。想当初，那里穷乡僻壤，连个正经砖瓦房都没有，街上稀稀落落没几个人。她非常怀念上海的小笼馒头和鳝糊。如今牛奶是吃不到了，反要自己种菜。安娜每天把一马桶的粪抬去菜地的时候，就开始恶心，幼小的心里自然而然地埋怨新社会。安娜的抵触情绪是发自内心的，是刻骨铭心的，是到死都不会原谅的。她的口头禅就是，要是没有新社会，我怎么会到安徽来？要是没有新社会，我怎么会下放？要是没有新社会，我怎么会跟了那个乡巴佬王贵？安娜的妈妈倒是随遇而安的很，到哪里都是个家——以前做大户人家的太太，她就安然地由佣人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