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出了问题，
可是，这并不是从前的故事。源于性的双重标准的两难困境，至今仍然存在，人们还在疑问：因为爱着，所以不能性交吗？性交了，就不能算作爱吗？少女们的苦恼似乎和从前没有两样：要求性交的男朋友，是真心爱我呢，还是只想要我的身体？抱怨去红灯区能勃起可在妻子面前却勃不起来的阳痿男人，与前面那位旧制高中的老爷爷没什么不同。他们都活在一种反差之中：面对的如果是必须在意她的反应的人，勃不起来；而当对方是无需在意的对象，便可为所欲为。男人自己播下的种子，该说是自食其果。
明白了这个双重标准的机制，前面所说的植木枝盛的“言行不一”，就不再是“不一”了，他只是很好地将女人“按用途分别使用”而已。他在把青楼女子当作性玩具的同时，对“将来的妻子”则遵循“男女同权”的思想表示相应的敬意。使这种分离正当化的理由，是阶级隔阂。我们只需想起明治时代的身份制度是如何根深蒂固，便应该能理解，那种“身份”，是无论如何也超越不了的“人种之隔”的别名。
不过，按男人需要而订制的规则，总是留有允许“犯规”的漏洞。低阶层的女人不能娶为正妻，但可以纳为情妇或小妾，若实在想娶，还有一招，让她成为高等身份人家的养女之后再去结亲。无论男女，婚姻都是一种两家结盟的交换行为，目的是使双方的社会资源最大化，所以，男人期待正妻的门第和财产。也正因为如此，将娼妓赎身迎为正妻、与女仆私通将就成婚之类行为，都是坐失“资源最大化”机会的愚人之举[6]。
现在想来，植木那个时代的人，压根儿没想过要求妻子既美貌又能做家务(即娼妓和女仆的组合)吧。正妻无需美貌也不要性魅力，除了门第家产，只要能持家生子就够了，甚至连生殖能力也可以不要，“三年无后去之”只是神话，正妻地位乃两家盟约的枢轴基石，不是因此便能被动摇的，有研究表明，江户时代的自然不孕率为十对中一对，想要孩子可从别处领养。柳田国男曾经报告，在明治时期的越后农村地区，有的女人即使成了婚，但直到孩子出生为止，都一直住在娘家，搬进男家，要以主妇权的转让为前提，然后才带着继承家业的孩子，堂堂正正地嫁过去。身份不明的女人单凭美貌便能爬上阶级阶梯的灰姑娘故事，不过是近代的幻想，在真正的身份制社会中是不可能的。
对“圣女”、“娼妓”的分离支配，最为深刻激烈的揭露和批判，是田中美津的《从便所开始的解放》一文。那篇文章写于1970年，现已成为广为人知的日本70年代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