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眯起眼睛点点头：“乔天天吵着要他的家庭教师。说你答应教他画画。”
我的确
“他的确告诉我了，可是我没能够真正理解。”我说：“我猜测了很多结局，但是没有猜中这一个。”
阿诺德没有回答我，他只是苦笑：“哦，小艾伦，这不是最差的结局。”
“如果有这个能力，我希望能把你从这个鬼地方里弄出去。但是我没有。”他显得有些沮丧：“你会嘲笑我连这个都办不到，是吗？”
“安得蒙也办不到。”我走过去，蹲在他旁边：“借我一根烟抽。”
阿诺德从烟盒里抽出一根递给我，帮我点火。
我觉得这是一种利用，但是无法指责他，因为情报手段从来都是肮脏而卑鄙的。就算我们出于一种高尚的目的运用它们，也不能掩盖这个本身存在的事实。
我要求安得蒙给我自由。
他拒绝了，告诉我他没有这种权利。
他抱住我，列举了很多很多项理由——隔离决定有首相的签名，放我出去的权利不在他手上，情报局正在以监禁我为手段来威胁我在柏林工作的母亲，还有他的每一个行为都被所有人关注着，不能私下释放自己的情人。
“艾伦，抱歉。在现在这个位置上，很多以前可以处理的事情反而办不到了。”
我吸了一口，呛到肺里，咳了很久。
他伸手掐我的烟头：“算了。”
我不给他：“受伤的男人吸起烟来比较帅气。”
阿诺德给我看他小表弟的画，一小叠，蜡笔画。第一张是书房窗台上盛开的金雀花，第二张是他的小木马。第三张是一副变了形的金丝眼镜——这是阿诺德。我往后翻，有一张画着个破烂的数学笔记本，封面上歪歪扭扭的写着“艾伦。卡斯特”。
“这是我？”我问。
可是我怀疑这一切只是借口。所有的原因只有一点——我被划在的不受信任的黑名单上。当局在害怕。他们知道这些事情对我来说不公平，害怕一旦我恢复自由，当真相浮出水面时，就会试图和柏林取得联系，像我母亲一样成为合格的，优秀的纳粹。
我知道了实在太多的情报，可以告诉德国“迷”已经被破解了，甚至能够帮助他们开发一套在“迷”之上的情报系统。因此他们把我隔离在这座瞭望塔里，不能给我自由。
阿诺德来看望过我。他经常在这边做手术，穿着医生的白大褂，叠着腿坐在我的钢丝床上抽烟，抱怨工作累得要死。
我问他，我有机会从这里出去吗？
他凝视着上升的淡蓝色烟圈，叹了一口气：“我以为加西亚先生最初同意你进普林顿庄园时，把这些可能Xi_ng都告诉你了。任何微小的不信任，都可以成为致命的利剑。”
